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他能够利用各种历史性的机会，并忍受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艰苦。他又拥有儒家的个人品德，能在外交冲突中出类拔萃，并成为千百万中国人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机敏，使他能精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背后的各种力量。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不动声色，能够保证他的政策不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并且持续到毛以后的时代。调解人的策略和礼貌，使他在这些激烈分子企图使国家分崩离析的时候，保持统一。

所有这些品质的交互作用，使周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的岁月比列宁、斯大林和毛都要长。

周的早年生活是一个革命领袖政治演变的典型范例。他诞生在上海西北约二百英里的江苏省淮安城。当他的母亲去世而他的父亲又不能抚养他的时候，周氏家族收养了他，让他在各叔伯家里轮着住。周的传统的官僚世家从童年起就用中国的古典文学来教育他。但是当他同在满洲沈阳城里的伯父母一起生活时，他进了几年基督教传教士办的教会小学，一直上到15岁。就在这期间，他学了西方传进的“新学”。

周完成了小学教育之后，想报名去美国留学，但是他在入学考试中没有达到足够的分数，这使他非常失望。后来，他进了天津反传统主义的南开大学。不过，政治鼓动比学习更吸引他的注意力。由于他组织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度过了四个月。

1920年周从监狱获释时是22岁。他后来去欧洲继续他的学业。他到过英国和德国，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他那罢课组织者的声誉在他到达之前就已传开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激进团体欢迎他。他虽然入了学，但政治鼓动工作仍然耗费了他的大部分精力。

周在1924年返回中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国民党，当时共产党同该党结成了联盟。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校长是一个名叫蒋介石的青年军官。蒋对周的印象很好，就把他留下来担任国民党讨伐军总政委。

蒋在1927年占领上海时，由于惧怕队伍里共产党力量的增长，便调转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周幸免于难。后来，周组织了几次反国民党的城市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带领残部进行长征。在万里长征期间，周成了毛的可靠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时周是毛派到蒋那里的联络官，其后又在谋求终止内战的谈判中担任中共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共产党在1949年胜利后，周当了总理、外交部长(他兼任了一段时间)，时间之长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周恩来的独特性格，是我1972年中国之行最强烈的印象之一。通过许多个小时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晤，我开始认识他，并非常尊重他。“恩来”译过来是“恩赐来临”的意思。这是一个简明地刻画出他的形象和性格的名字。周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在全体会议上，他有意识地显得克制。他穿一身剪裁合体的灰色中山服，胸前口袋盖上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隔着桌子稳重地坐在我的对面。他的身子稍许前倾，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双手交叉着，他的右臂显然是萎缩了，这是在长征途中受伤后留下的永久标志。他已73岁，可是往后梳着的黑发只略带花白。他那单波发式和那黑黑的几乎是地中海人的面部肤色，都不像是中国人的特点。

在正式会议上，他那轮廓鲜明的面貌一直保持着异常安详。周一面倾听着我发言，稍稍把头偏向一边，一面直接盯着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比作一条静静地待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有句过去常用来形容19世纪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查理士·帕尔内的成语，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适用的: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周似乎未经翻译就听得懂我在说什么。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曾一度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并有实际知识。他甚至偶尔还纠正过他的翻译，更好地表达他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他讲话时不用稿子，只是偶尔要他的某位助手参加讨论。他讲话富有逻辑性，很有说服力。为了加强他发言的力量，他微微降低声调，稍稍点一下头表示强调。

他虽然由于体瘦而可能显得虚弱，但是他的精力却超过了许多比他年轻的同事。由于工作繁重，他在兼任总理和外交部长时，就以早起和工作到深夜而闻名。他常常在凌晨前接见外宾，一直谈到旭日东升。谈话结束时，总是像开头时一样地精神饱满，讲话还是那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