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往北看到了苏联。它有能力在轻而易举的打击下，像动了30分钟外科小手术一样，摧毁中国微弱的核力量。它在中国边界上陈兵40多个完全现代化的师。它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把部队增加了3倍以上。

他越过太平洋看到了美国。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把美国看成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认识到在亚洲和太平洋所有邻国中，只有美国一家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侵略中国的意图。最重要的则是美国是唯一有力量牵制那不共戴天的北方敌人的国家。

所以，恢复邦交的谈判桌摆好了，并不是因为我们任何一方喜欢对方的哲学，而是因为保持敏感的力量平衡对我们双方的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当周一收到我关于打开关系的信号时，他就像毛的一首诗说的那样，“只争朝夕”地行动起来。

斯大林令人生畏的外交部长维雅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有一次警告一个美国记者说，“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难对付的，那么你们就等着有朝一日同周打交道吧！”当我们碰头时，我发现周并不是莫洛托夫描述的那种不妥协的谈判者。作为一个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是作为一个务实的中国人，他承认需要我们。

我们的分歧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减少分歧，而不是使其加剧。中国领导人要使由于同苏联破裂造成的敌视的包围有所和缓。我们相信结束中国政府“愤怒的孤立状态”已是迫不及待的了，我们也看到了通过三角外交有助于遏制苏联的机会。尽管我们在改善关系上存在着共同利益，我们仍必须在公报中确定我们的关系，还有大量的技术问题要解决。

我在谈判中认识到，要周突然放弃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立场，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知道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正如他对基辛格说的，“舵手一定要见风使舵”。

当我们讨论到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的驻军时，我知道这是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人呼吁从日本撤出美国军队并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我当时指出，尽管我们的政策同中国的意识形态是相抵触的，但它仍然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在提到苏联时，我说:“美国可以从日本的水域撤出，但是别人会进入日本水域浑水摸鱼。”我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要寻求同克里姆林宫妥协，或者重新武装。”

我知道，周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许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他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专家决不会明确地表示同意。他以特有的巧妙方法作答。他沉默了一会儿，便不予评论地改变了话题。会议室里谁都不会误解，他的沉默除了表示同意之外，没有别的意思。

我同周一对一的正式会晤超过15个小时，此外我们还一起在午餐、晚餐及其他公开活动上相处了许多时间。他有四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就是:他的精力、准备、谈判技巧和在压力下的沉着。

他的精力是非凡的。我注意到，在我们一些冗长的会谈中，双方年纪轻一点的人由于无间歇地开会而有睡意，翻译的声音也低沉了。但是73岁的周却始终都很敏捷、顽强而又机警。他讲话从不离题，从不拖泥带水，从未要求中途休会。如果我们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联合公报措词上的分歧，他也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亲自同基辛格不分昼夜地利用余暇消减分歧。第二天上午，他看上去还是好像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一样。他在处理涉及重大问题的艰苦工作中反而身心健旺起来。权力和责任感使他保持年轻。

他像我会见过的任何领袖一样，都是事先作好了充分准备。他在讨论之前就作好了种种研究，只是遇到一些高度技术性的问题才问助手。

基辛格对我说过，周的谈判本领会使我感到惊奇。他说得对。大部分谈判涉及象征性的问题和实质性的问题。在我同毛会晤之后，周和我坐下来举行我们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周就提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来巧妙地测验我的决心，看看我是否由于来了中国而正在放弃我过去强烈坚持的旧观点。

他说:“正如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但是约翰·杜勒斯却不愿这样做。”

“不过你说过，你并不要同他握手。”我反驳说。

“不一定，我是想同他握手的。”周回答说。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我伸手，隔着谈判桌又一次握了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