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于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所蒙受的民族耻辱，更加强了周对外交粗鲁失礼的敏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曾由我的已故朋友哈罗德·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和香港居民)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对中国和西方的心理的了解是异乎寻常的。我在1965年问过他，如果美国承认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会有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格外地直言不讳。他说，他们会怀疑地问，“你们要承认我们？你们完全弄错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承认你们”。在1954年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周对藐视中国民族尊严的敏感程度。周代表着中国，约翰·杜勒斯国务卿代表着美国。杜勒斯对一个记者说，“只有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情况下，两人才会会晤。一天上午，恰巧双方都提前到达会场，他们彼此遭遇了。周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藐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六年之后，当他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重提这件事时，还露出痛彻心扉的表情。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杜勒斯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朝鲜战争中的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杀害，台湾蒋介石政府很快就要同我们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和苏联联合起来对付美国。不过，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因此，当我首次抵达北京走下飞机扶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了我的手。我们的握手留下了此行最值得纪念的照片。

另一方面，我们在同中国人相处中发现，他们很自信，所以他们能内省其行而不为他们的缺点而惶惶不安。周在我们谈话中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他们的不足之处。在我们第一次会晤时，他把他们方面的平均年龄同我方的进行对比时说，“我们的领导层中上年纪的人太多了，因此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后来在访问中，他为我们在参观明十三陵时的一件事表示歉意。原来有位下级官员组织了一群穿着鲜艳的孩子，教他们在我们一行人到达时应该做什么。他说道:“有人让一些小孩子到那儿去美化陵墓，那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表现。你们的新闻记者向我们指出了这点，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自然不想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已经批评了做这种事的人。”我在访问中，不禁想起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与赫鲁晓夫相比，中国人的做法要高明得多。赫鲁晓夫粗鲁的自夸是明显地要掩盖他的自卑感。周的巧妙的自我批评却是成熟的自信心的一个证明。不过我知道这大体上是一种处事的方式。事实上，中国人坚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文化和哲学极为优越，确信到时候就会战胜我们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学。

周的智慧和个人魅力使许多人着了迷。这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些品质是和一个毫不留情的政治实干家的特点同时存在的。新闻记者弗里德·阿特莱说:周的吸引力是“难以抵挡的……他机智，有魅力而又有手腕”。西奥德·怀特承认:“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在日本的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说，“我应该说，他是我所见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公众人物”。

周总是按照他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行动的，讨好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对这些利益是有好处的。不过一旦他的利益需要，他就会无情地与人断绝交往。在我们的关系中，周恪守我们协议的文字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决不是为了寻求单纯的友谊，他是为了他信奉的利益才建立友谊的。

西奥德·怀特是在延安认识周的，若干年之后的今天，他意识到对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适当的，他把两种形象聚到了一起，他写道，周“如同本世纪任何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卓越而又无情的人。他会以绝对的勇敢，以猫捕老鼠的灵巧，并以经过深思熟虑、破釜沉舟的决心行事。然而他还能够表现出热情亲切、自然流露的人情味和彬彬有礼。”

周的个性很适合他担任的这种政治角色，因为他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炼成的合金，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和调和者这两种角色。

周恩来:来自达官门第的革命家（5）字体 [大 中 小] 一个新闻记者有一次问周，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答道:“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的同事们当然都是中国国民。但是他们大多数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周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义，但是把这种信仰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

周的官僚家庭背景也使他同他的同事们有所不同。他的家庭是在旧中国的那一套处世哲学中培育出来的。他的家庭的成员几世纪里都保持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用中国的古书教育他们的孩子，把他们安插在帝国官僚机构里。周在青年时期就抛弃了中国社会的哲学基础，但他绝不可能摆脱掉自己身上的旧文化的烙印，他也不愿如此。他对中国的过去，对那些值得保留的“旧社会”的因素，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尊敬。

周不同于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他对他的过去和家庭反复表示感激。1941年在一次恢复国共两党抗日联盟谈判的间歇中间他对一小群人谈论过。对听众里的中国人而言，他如下的一番话激起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同感。他深沉地说，他的愿望是打败日本人，那就可以在他母亲的坟前祭奠，他说道:“至于我，我今天的一切和我所期望于自己的一切，都多亏了我的母亲。她的坟地如今在日本占领下的浙江。我多么想能马上回到那里，去清除她坟上的野草。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游子能为他母亲做的起码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