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这种主张相对立的一面是，如果要支持中国的崛起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大部分工作将带来巨大的收益。不把中国看作一个固态的社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永远处于运动中的紧张状态的国家，这一点是很必要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长处(蓬勃发展的经济)都有着相对应的弱点(能源短缺)。中国的长处可以自己照料，它的弱点才是需要人们帮助的地方，而正是在这些弱点上，中国仍然可以被操纵。

这种方法也为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提供了一些指导原则。最好的政策将是建立在为未来构筑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这样中国就会把与外部力量合作看作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不应当不时地说服中国(尤其是在局势出于某种原因不能被掌控的情况下)。但是，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值得把这个办法铭记于心。试图说服中国做某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而操纵它去做就容易得多了。

有效的对华政策必须以创造一个有利于采取行动的环境为指导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处理某些具体问题。鉴于目前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本质，直接做某些事情可能是困难的，而采取非直接的方式将会更有效。

你可以通过操纵环境达到你心中想要的结果。这通常让试图与中国打交道的外国人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习惯于心无旁骛直奔目标。但是，这种办法不仅对中国合适，而且本身也非常有效。

环境决策的根本内容就是有一堆问题关系着你希望在中国所做的事情的结果。这与目前物理学中流行的“串理论”(String theory)颇有相同之处，这个理论解释了比原子更小的物质是如何至少同时在10维空间内运动的。由于其复杂性，串理论被称为“一道落在20世纪的21世纪的数学题。”

如果赞同亨利·基辛格的看法，每一个世纪都有一个新的大国，那么大概可以说，处理对华关系的复杂性可能为与21世纪的大国打交道提供了经验。

这种从环境着眼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办法来自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方面，但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孙子的军事理论中找出依据。孙子的理论说，所有的环境——地形，军队的士气，天气，作战将领的态度和国家的状况——决定战争的结果。

因此，如果试图在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和中国一起实现任何目标，对行动的整个环境进行思考将大有帮助。你想做的事情如何符合政府的需要 你想做的事情会威胁到谁，而他们又有多大的能量 如何把正在解决的问题放大，从而让更强大的力量来共同承担。

例如，西方帮助中国解决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问题的传统方式就是直接入手——在中国组织有关HIV的会议，派医生前往中国，与政府讨论有关防治战略的问题。

这种办法将不会成功(事实是已经失败了)。中国官员意识到HIV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处理这个问题时面临着政治和资源上的巨大限制。因此，在HIV问题上帮助中国的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帮助这个国家创造整体的医疗保健环境。

努力帮助中国为它的国民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医疗保健计划，这才极大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当然，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就是制定一个HIV计划——你最开始的目标。但是，一旦把它包装到国家医疗保健的环境中去，就容易推销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