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控制权

北京共识中的另一个不对称兵力部署方法是挑战美国战略家巴里·波森所说的“公共领域”——海上，空中和大气的控制权。“美军目前掌握着全球公共领域的控制权，”波森写道，“公共领域的控制权类似于海上指挥权，或者用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说，它类似于'海上优势'。”波森称，这一指挥权在几十年内不大可能受到挑战。

中国的战略家持有不同观点。在战略上，他们一心要提高美国控制公共领域的代价。例如，“新安全观”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利用东盟等多边组织确保该地区以外的军事力量在危机时期无法取得驻军权。

但中国也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的区域环境来保障其经济发展。这种新思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远远不如从前，而更关注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外交部2003年回顾报告指出，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亚洲政策。中国现在参加了40多个区域或分区的亚洲安全和经济组织。

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最明显的例子是该国参与解决北朝鲜核扩散问题，但还有其它例子。比如，中国积极调解柬埔寨和泰国之间日益严峻的纠纷。中国关于2003年外交事务的一篇总结性文章表示:“中国积极调和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打破了传统模式。”

这就是中国新的“睦邻”政策，它是对“新安全观”的战术实施。正如王毅等人所说，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所有大国当中最为复杂的，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各不相同，与中国的历史关系错综复杂。因此，维持本地区的安宁是中国继续崛起的一个基本前提。去年秋天，温家宝总理充分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把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发展联系到一起，声称中国希望建设一个“普遍繁荣”的亚洲。

上海合作组织显示了这一新战略及赋予其活力的战术。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一步是建设这第一个由中国自己发起的多边组织，第二步是把讨论范围扩大到贸易，经济和能源，第三步是围绕有实质意义的安全伙伴关系展开对话。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新疆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种深化区域内多边联系的举措可能会在其它组织重演，比如东盟+3(东盟加上日本，韩国和中国)。

中国力图同周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交往。它在北边有上海合作组织，在南边有东盟+1和东盟+3，在西南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了关系，在东北参与解决北朝鲜问题。这一切的宗旨都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再次与华盛顿当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跟北京短短十年前还对多边组织抱有的不信任也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逐渐变得比美国更擅长于在国际体系中纵横驰骋——这是北京花了150年去学习的功课，但现在欣然付诸实践。

中国希望，凡此种种的举动已经使“中国威胁论”失去市场而代之以“中国机遇论”。中国社科院学者王缉思复述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一次采访时的讲话说，再过十年，等中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时，这种“中国威胁论”就不会再有市场。

这种乐观的看法没有反映出某些人对中国崛起的不安。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主题是中国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崛起。他在2000年表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国。”他再次引用了他在1997年提出的类比:“就中国而言 显而易见而又令人不安的类似情况是德国的地位，这个国家觉得自己未得到'有利地位'，认定其它国家对自己不公，并决心以坚定的民族主义信心夺回它应有的地位。”

中国在以美国为主宰的安全格局中日益崛起，这是不争之事实。但威廉德国与中国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当年的德国试图发展一种对称的能力来对付业已存在的英国势力，中国则是发展不对称力量。此外，中国与邻国为友而非树敌。这种类比还有其它欠缺之处，包括“有利地位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但沃尔福威茨的有一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国和美国的实力悬殊可能会越来越成为难题，即使北京的计划制订者希望避免。在华盛顿及其它地方，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颇具威廉德国的做派。这个难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它需要双方付出努力。我下面要谈的就是为此构筑一个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