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给我们的明确教益是:如果想行动自由，你要么得和美国毫不相干，要么就得具有某种手段能摆脱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并非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超级大国。并非每个国家都需要成为超级大国。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能做到自主自决。

中国的战略家们现在感觉到，如果要想持续发展，他们就必须具备某种战略杠杆。与邓小平时代以“韬光养晦”为主导思想的外交政策不同，胡锦涛时代的政策特点就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这也是北京共识中讨论得越来越多的部分。当年，毛心目中的关键任务是“战争与革命”；邓基本上回避冲突，力求发展，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原则。江发展了邓的理念，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是，中国的战略家们显然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原则，这套原则将使他们能够自主自决而不必付出大规模军事发展带来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

中国人的目标不是冲突，而是避免冲突。这种原则有时会让寻找中国“威胁”迹象的美国分析家感到困惑，但它反映了中国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武装冲突是失败的表现。有效地处理局势，让结果必然对中国有利:这才是战略问题上的真正成功。这种思想源于距今最久远的中国战略思想家孙子:他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

我们要把中国非对称的战略和军事努力看作以获得避免冲突的力量为目的——这非常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而不必以用暴力处理危急情况的强权为基础，就像昂贵的美国军事机器那样。中国的目标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就解决它们。这一点很清楚，中国人对多边主义的直觉就是一个例子:与其他许多大国的良好关系将使美国难以把中国当做敌人，也将使中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便阻止冲突的发生。2004年秋，某机构受委托为中共开展的一项研究考察了过去500年来大国的崛起与衰落。其结论为:确保持续繁荣的最佳途径是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建造一个非对称的超级大国怎样符合这种理念呢 享受“和平崛起”(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分析家之一郑必坚这样描述中国的梦想)不就行了吗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安全保障，和平崛起将非常困难。(即使有这样保障，和平崛起也可能充满挑战。)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地方环境来发展自己。

要获得自主自决能力的愿望从中国人对美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中也能够体现出来。中美之间存在基本冲突的问题有长长的一串。在中国的决策圈内部，对于美国是否会“允许”中国崛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的官方政策将试图为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掩盖这些冲突，但是，在表象的背后却隐藏着这样一种算计:中国的规划者写道，“在美中关系上，我们要掌握一种保持适当距离和礼貌的艺术”，这很重要。此外，他们还警告说:“我们不应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互赖寄予过高的期望。目前存在这样一种误解，似乎庞大的中国市场对美国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只要我们强调经济合作与交换，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互赖并不是相互的。”

中美关系非常复杂，但已不再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是中国外交关系的绝对中心。这再次表明了中国自身世界观的改变有多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反映出北京要实现一种更为“广泛”的全球安全战略的愿望。这就是学者楚树龙所谓的“中国要为长远的未来寻求自身的安全战略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但是，这种更广泛的观点还源于中国决策者对美国的意图日益增强的矛盾心理。

在某些地区，美国的反恐战被视为对中国的威胁，美国的地区军事集结被说成是华盛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从这个角度看，反恐战只是建立一种更全球化，更灵活，更致命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越来越包围，约束着中国)的掩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反恐战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把美国从“9·11”以前军事谈话中充斥的反华计划转移开来。

中国和平崛起愿望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美国是否愿意配合。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挑战现状——中国影响力的传播和北京共识都是重要的途径——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思想家来说，这代表着一种威胁。中国的设计者们已经在构想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个国家所谓的“新安全概念”(1997年东盟会议上提出并在2002年加以完善)形成了这种中美差异。

2004年4月，胡锦涛正式批准“新安全概观”。楚树龙把它称作“四不”: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强权政治，不结盟，不搞军备竞赛。这就“四不”像是中国的“门罗主义”。显然，美国的模式在“四不”测试中都失败了。一些中国战略家公开谈到，“新安全观”是对来自美国的“冷战思维”的代替。一项调整美国的目标以适应中国模式的建议或许在美国的计划者们看来是荒谬的，但这种想法对其他国家却很有吸引力。仅仅这一点或许就将强迫华盛顿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