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运动以后

大批青年向往十月革命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虽然表示了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使亲日卖国的安福系政权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整个政治局面依然为黑暗势力所笼罩，北洋军阀集团仍旧是北京反动政府的骨干，人民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社会究竟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也就提到了每一个爱国青年的面前。大批青年向往俄国的十月革命，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北京大学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我在未出国之前也曾参加过一次这个小组会。后来，在北京、上海等地就陆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起初不过是学术研究性质，但是当马克思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便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了。五四运动是以进步学生发端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建设中国的重要口号是“科学”与“民主”。我们是要建设科学的新中国，更要建设民主的新中国，因之科学思想的指导，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群众运动的实践，则日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相结合的结果，涌现出大批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唤醒了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一经结束，在这些具有革命觉悟的知识分子中就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留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如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他们都是在国内坚持深入地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他们的引导和组织下，无数爱国青年团结起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大批爱国的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分赴法国、德国、比利时勤工俭学，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后来又去苏联学习深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赴法勤工俭学

这里有必要着重叙述一下勤工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帝国主义曾在中国招募了10几万人去作战争勤务。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谓的招募“华工”。此事由当时段祺瑞政府财政部部长梁士治的惠民公司经手，梁因此发了大财。这时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深知此事，他们就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并组织华法教育会派送学生出国留学。他们回国后，便在北京、上海等地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号召青年到法国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求学。

十月革命以后，“劳工神圣”思想已为我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景仰。但当时不可能直接到苏联留学，东欧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进行革命，因此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这种既做了工，又可求得学问的勤工俭学办法，对一般有志青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18年至1920年间，毛泽东热心帮助人们到国外去勤工俭学。当时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约有1000多人，而以湖南和四川两省青年最为踊跃。特别引起社会震动的，便是在教育界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已经43岁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年已50多岁的蔡母(蔡和森、蔡畅的母亲)，也到法国“半工半读”当“老学生”。

我是在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的。当时由北京华法教育会给了我一张赴法勤工俭学的四等舱船票，国史馆元史编译部送了我400元稿费离京赴法。离京前数日，天津学生会开展驱逐军阀曹锐运动，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京请愿。北京学生会要我接待天津代表团，我从这时开始认识周恩来。我离京后，回到家乡看望老母，伴随她住了两天，即往上海乘船赴法。12月15日启程，船行一个月，1920年1月15日抵达马赛。

无妨简略地说一下这一个月的旅途生活。勤工俭学生坐的一律都是四等舱，四等舱无一定的铺位。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点名，报到后，他发给每人一个洋磁铁盘子、一个洋磁铁碗、一副刀叉，作为吃饭的用具。叮咛大家要好自保存，丢了不补发。由于没有固定铺位，就把我们安置在船的顶篷一个角落里。同行约30多人，大家组织起来，将所带的行李中油布一类东西联扎起来，以蔽风雨。哪晓得海上的狂风巨浪来势之猛，非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有时夜睡正浓，突然间一个巨浪从头上浇来，衣被尽为湿透。好在船离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热带中航行，衣被湿了，易为海风吹干。每顿饭都要等头、二、三等舱客人吃完，才呼唤四等舱客人持盘碗到厨房前小窗口来领。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我们大家苦笑着说:“这真正是‘要饭’了。”不过，想起徐特立与蔡母偌大年纪都从这种生活过来了，所以大家对此景况也就不谈了，并认为这对我们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船抵马赛后，就有华法教育会的人在等候迎接，经其介绍法国的一般情况和习惯后，当天即乘火车到一个小城市梅兰Menan中学。华法教育会原想把我们留在那里学习法语，但由于此地偏僻，许多中国人又聚在一起，于学习法文法语很不方便。我在梅兰住了两天，便一个人到了巴黎。在巴黎看到了许多熟友，于是在巴黎第五区离巴黎大学不远的一条街，名叫“多利也饭店”(Hotel de Toliye)里面找到了一间小房子，房租每月70法郎(合当时中国银元6块钱)。饭店的主人告诉我，列宁流亡在法国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年多，我听了引为荣幸。我来巴黎不到两天，在蒙达尔尼(Mon-dargie)居住的蔡和森等知道了，遂来信约我去他们那里报告国内时事。我次日即赴蒙达尔尼，拜见了徐特立老人和蔡母，还见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陈毅、李隆郅(立三)、熊季光、郭名忠(春涛)、李富春等30多人。我住了一晚，报告了一个月前国内的形势。在一天多的聚谈中，看到他们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样的刻苦学习，使我这个初到法国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同时也感到国内自己人聚在一起太多了，对于学习法语会有妨碍。次日，我即转回巴黎。

那时，国内陆续来的人更多了。当年6月，赵世炎等也到了巴黎。以后，周恩来也来到法国。他们的到来不仅把在法国的学生组织起来，并且把在比国的聂荣臻、何长工、刘伯坚等，在德国的朱德、孙炳文、邢西萍(徐冰)等也都联络组织起来了。从1月到暑假我在巴黎居住，半年的时间里，很多到巴黎的人都来找我，终日人来人往，应接不暇，从而使我无法解决法文法语的学习问题。从1918年春留日学生归国到五四运动期间，我一直从事救国运动，学业荒芜已两年有余，又想到在蒙达尔尼的朋友们努力攻关的精神，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巴黎，到法国南方名叫地雄Dijon的城市居住，这是我解决法文法语问题的绝好的地方。我在这里一直住到1922年冬，约两年半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