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预备时期

五四运动的远因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民革命从此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虽然发生于1919年5月，但究其远因，却要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先谈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袁死后，因反袁而流亡在国外的各方面人士纷纷归国，国内政治、思想、教育界的一潭死水由此动荡起来。可是一个袁世凯虽死，而众多的“袁世凯”出来了，中华民国依然如旧，武装还是军阀的武装，政权还是军阀的政权，并由此还引起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封建余孽辫子兵张勋还曾在1917年7月，挟清朝废帝溥仪宣告复辟，虽然不久即被消灭，但国脉又多受了一次摧残。孙中山先生想在黑暗中打开一个局面，曾于1917年8月下旬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孙中山本人被选为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终因缺乏正确的革命方针，以致南方也发生了分裂，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来说，南北完全一样。孙中山先生也只好在1918年5月去职赴沪，开始写他的《孙文学说》去了。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候，独自侵略中国，曾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以此作为交易，帮助袁世凯做皇帝。袁贼称帝心切，二十一条亡国条约，除其中的第五款以后商量外，其余均接受了。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段祺瑞打败了张勋。为了攫取中国政权，段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继续承认了二十一条，获得了日本的大借款。日本帝国主义参加了欧战，站在协约国一边；我国也参了战，也是站在协约国一边。日本借口德国为敌对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同盟国，日本和我国都是协约国，协约国与同盟国为敌对国)，自行出兵我山东，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德国在我山东的权益，据为己有。事为我留日学生所知，极端反对，1918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抗议中日秘密协定，被日本警察拘捕多人。全体留日学生对日抗议，罢课回国。

学生爱国运动力量的兴起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倍受压迫，在为国家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中华民族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外学生都不能安心求学，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了。这次学生运动的主力在北京大学。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前清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一所最老的大学，到五四运动时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它有文、法、理、工、商五科和预科，学生约一千八九百人。1916年以前，校风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做了举人秀才的学生也还有，校内工友称呼他们是“老爷”，以后也称他们为“先生”。学生宿舍只有马神庙西斋、沙滩东斋和北河沿八旗先贤祠(以后为译学馆，最后改为北大预科)三处，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整个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是马神庙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书楼。学生中除少数死读书之外，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当时北京社会上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大字报一样的揭帖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这是当时北大的一般情况。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1916年冬⑴，蔡元培来到北大。蔡是清末的一位翰林，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做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等等，这在当时发生过一些进步作用。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是《新青年》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也聘请了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以及以后的李四光、顾任光等这些当时所谓“新人”来校任教。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了章士钊做图书馆主任。章不久即辞职，推副主任李大钊代替。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反袁的《甲寅杂志》(即“老虎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写文章。陈独秀以后又在上海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大概在1917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诸人之稿。他们虽然都是在《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可是从政治见解上彼此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陈独秀尽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虽然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它一定限度的进步意义，尤其白话作文方面。可是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如果离开了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方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做基础，那就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义。这种现象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也只有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在1918年10月所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面，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卓越的文章之后，才引起本质上的变化，才真正开辟出一条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的康庄大道。不过，当时社会上介绍这一方面的材料还不够多，报纸上报道的也不翔实，反动派常把“布尔什维克”译成“过激派”。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协约国胜利了，德国失败了，中国因为参加了协约国，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受美英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被宣扬成“民主的象征”。留美归国的杜威的学生蒋梦麟曾把它翻译出来。北大学生傅斯年为讨好胡适，自夸说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