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立场、观点上就有很多冲突，如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自己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则站得远远的，并主张20年不谈政治。过去曾有过“胡适领导五四运动”的荒谬说法。必须指出，当五四运动发动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更谈不到什么“领导五四运动”。可是五四运动的怒潮，却真是把胡适吓倒了。当胡适由家里回到北京的时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学生还正在罢课，胡适曾出面劝说学生复课，结果被学生严正地拒绝了。胡适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有愿去者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马叙伦、刘文典对此大不以为然，刘还把傅、罗签名的事告诉了陈独秀。陈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胡适的如意妙算没有成功。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后来参加的还有汪敬熙等。《新潮》杂志在出版时自吹自擂，刊登广告自称是“北京大学之新潮”。由于胡适的关系，北京大学每月出大洋400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这个刊物主张白话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反侵略、反卖国的运动却起了不少的反作用。

第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校长到校后，聘请了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瀛)来北大教生物学，聘请了吴稚晖(敬恒)当学监。李石曾只来了很短的时间，吴稚晖来到学校尚未正式就职，无政府主义思想就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李、吴这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旅欧周刊》，褚民谊做编辑(以后当汉奸)，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的著作。蔡元培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助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学生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水平低，又有社会上这些“名流”来鼓吹提倡，所以北大在最初一个时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记得其中最活跃的有(黄)凌霜、(区)声白、(赵)太侔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我们组织的学生爱国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改为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21日的示威请愿运动，北大学生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人是不参加的。

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学生中有张暄、伍一比、罗常培等。教员方面原有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年轻的英文教员、“探艳团”团长徐佩铣，当时的文科学长夏锡祺等。蔡元培来校后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当然，蔡之排除顽固守旧派，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彻底的，他也把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申叔)聘来当文科教员，条件是不谈政治。他还把清朝遗老、投什刹海“殉节”而死的梁巨川之子、投考北大未录取、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梁漱溟，找来教印度哲学。以黄侃(季刚)、刘师培等人为首的“卫道派”，反对白话文，于1919年1月刊行了《国故月刊》。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成立了很多社团。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同学集股办的消费公社，在马神庙路北，后来“未名社”还用过那个房子。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对它特别重视。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衡恪)、音乐家萧友梅、刘天华都网罗在这些学会之中。21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并资送他往法国学画。还有些活动，今天的青年听来是要好笑的，如静坐会，每个人带一个蒲垫，去听蒋维乔(竹庄)的讲演。一时学校的空气甚为活跃。

此外，蔡元培还发起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它以消极的“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尤其是针对北大学生的恶习，表现了蔡元培的“道德救国”和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在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京大学形形色色的各派政治思想的一个概况。

学生救国会的形成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与我们见面。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5月21日发动了向统治当局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北大、高师、高工等学校2000多人。当时推出向公府(即总统府)请愿的代表8人，其中北大3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但是，这次运动出于仓促，准备不够，又因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因而没有发生所希望达到的影响。同时，北京大学思想不一致，内部有一帮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此次学生爱国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我们“要纠众造反，向政府请愿示威”，“这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人这种卑劣无耻行为，受到了蔡校长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学生的鄙视，同时也给了我们以教训，使我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

这次的游行请愿运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却因之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暑假中，派出了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以通声气。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工专学生)、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叫张太雷)等人。正当欢迎会开得很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小指头砍掉了，以此来激励国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邓颖超这时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我们同他谈了发展组织的事，没有开会。由济南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组织了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是初次见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见如故。由武汉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以及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程学瑜(以后改名为程天放)，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瞿宣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策民，以及南洋公学的恽震、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他们到上海以后还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这时毛泽东往来于京沪，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他团结了男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有蔡和森、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女会员有向警予、李思安、周敦祥、劳君展、蔡畅、杨润予等。这时，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办了一个《救国日报》。我们有事就互相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同时，上海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7月的某一天，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并欢迎我们，到会的有几千人，有工商各方面的代表，会开得甚为热烈。还邀请了北京学生代表报告学生运动情况。我们在上海停留了20多天。这样总算联系好了。我们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会非常议会议员。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联系了湘西镇守使冯玉祥将军，因为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我们于9月初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