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光 火烧赵家楼事件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一个月后，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终于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许德珩在1980年有感而发，为《五四群英》一书写的题词中写道:“泱泱大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这几句话道出了五四青年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博大的爱国情怀，他们值得后人永远的缅怀和思索。【详细】

从罗峰到北大 “五四”英烈第一人郭钦光

5月4日那天，郭钦光奋勇先行，同北大爱国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冲向赵家楼搜寻卖国贼，遭到曹汝霖卫兵暴力镇压，心中激愤难平，当场呕血不止。住院期间，郭钦光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偶尔清醒过来时他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郭钦光的牺牲，激发了全国学生义愤，使爱国学生运动不断推向了新高潮。 【详细】

“五四”抵制日货运动 给与中国外交最有力的支持

五四之后抵制日货的运动继续开展，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相当于192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9%。同期，中国从其它国家的进口则增长3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强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详细】

“五四”风潮之“劳工神圣”

蔡元培是五四文人拥抱民间的身体力行者，他发出“劳工神圣”的呼声是顺理成章的。他率先“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而众多的中国人在他的呼唤声中也一声声地对“劳工神圣”进行着回应，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知识界，“劳工神圣”几乎成为他们倾慕和向往的理想境界，思想激进的文化人甚至掀起了“走向民间”的运动。【详细】

赵家楼上空的火光：“爱国”也应守法

“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对一个被认为错打重伤的无辜者，在场学生无人救助。”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开始放火。罗家伦在回忆中问道:“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因此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他主张让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的观点，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 【详细】

“五四”第一“烈士”之死 为避祸虚构的英雄

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因为跑得太用力，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 【详细】

“五四”抵制日货的尴尬 当年日货进口创新高

经济学家俞宁颇在1931年指出，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增长。据统计，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分别是1925年及1919年，两年都是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年份。 【详细】

“劳工神圣”下被格外照顾的人力车夫

“购报踊跃”的人力车夫一旦论起罢工来，却又显得瞻前顾后。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提及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当时一个学生领袖，在人力车夫间动员罢工，被警察获悉，一些人力车被没收。后来，有些人力车夫竟然找上学校，要这位学生领袖做出赔偿。【详细】

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

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

尽我所能记忆的，我第一次到北方旅行中所值得纪念的:我在北海湾滑过冰。我围绕洞庭湖走过了。在保定的城墙上我曾环绕着走过一圈。

青年并非永远是革命，“青年永远是革命”定理，只在“老年永远是不肯让路的”这前提下才能成立。

说到群众运动，当然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而感情的作用，尤赖乎极大的刺激。

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大字报一样的揭帖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