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新潮社的成员以前是不参加学生救国会的，五四后，在李大钊的促进说服下，他们参加了运动，并派罗家伦、康白情为代表，参加了北大学生会。无所属的陈公博、狄膺(福鼎)也参加了北大学生会。

《国民》杂志的问世

为了加强联系，做好宣传工作，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个刊物《国民》杂志，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每人出五块大洋，共凑了1500 余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可见大家热情之高。因为办这个杂志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不是谈文学革命，参加的人又不限于北大的学生，所以北大当局不让我们在北大校内挂牌子(虽然北大的同学参加的很多)。我们只好在北池子骑河楼路南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大间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这里。原定于1918年10月杂志正式出版，但在筹备就绪之际发生了问题。学生救国会管理会费的学生鲁学祺，竟挪用了会费五六百元，使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影响，只得推迟于1919年1月1日出版。

据我所能记忆，担任编辑的有邓中夏(康)、黄日葵、高尚德(君宇)、陈宝锷(剑修)、陈钟凡、马骏、许德珩以及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椿、易克嶷等。还约请了李大钊做我们的指导，约《京报》主笔邵飘萍和画家徐悲鸿做我们的顾问，并约杨昌济(怀中)为我们写文章。尤其是李大钊经常给《国民》写稿，他有两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就是在《国民》杂志上发表的。邓康(中夏)同学用“大壑”的笔名每期都为杂志撰述“国内外大事”，介绍国际新闻。《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李泽彰后来由胡适介绍给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成为王云五的亲信了。

《国民》杂志最初是用文言发表文章，因为它是全国性刊物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容易接受。五四以后的《国民》杂志就改为白话文了。

走上街头讲演和大学开放女禁

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所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于1919年3月成立。事先酝酿很久，先是北大学生有“校役夜班”(即工人夜校)之设立，目的是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效果良好。以后改成讲演团并扩大到校外，成为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北大学生以及他校学生有很多人都参加了。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成立会上推选了职员，邓康(中夏)同学被选为总干事。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就经常到街头群众中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有时也不事先选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讲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得高一点，另一个人打起锣来，于是就开讲起来。庙会是我们最好的讲演场所，可是常常被警察干涉。这个讲演团到就成了学生会的一个组织，参加的人多了，几乎每天都要到街头去讲演，或贩卖国货和书报。

学生救国会本身这时也有了发展。上次的示威请愿运动只有男学生参加，没有女学生，也没有工人，于是大家讨论，认为这应归咎于受了孔子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劳动民众)为难养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由于孔子轻视妇女与劳动人民，提出劳动人民应当养活贵族老爷而贵族老爷应当统治劳动人民的这种言论，因而使大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礼教”的口号，并要求北大开女禁，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以求达到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在1918年至1919年之间，为此事北大校长蔡元培还同林琴南(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此时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女生，可是中国妇女因为受旧礼教的束缚压迫已久，初次招收女生录取的并不多。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

还要谈一谈与五四运动有关系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李大钊等于1918年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组织起来的。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这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开会筹建(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会员最后发展到108人，主要有下列几种人:(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小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少数学生。就我记忆所及，如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当中有好些都是起领导作用的。参加的人还有杨钟健、许德珩、章廷谦(号川岛)，以及周炳琳、孟寿椿、周太玄等。后来堕落成为国家主义分子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也进了这个组织。还有参加新潮社的新诗人康白情，陕西文人郑伯奇等。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不能充作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的，也要请他退会。写《中国佛教史》的黄忏华和讨了小老婆的罗季则，就是被请退出会的。它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是负责人之一。这个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以后虽因立场观点不同走向分裂，但在当时对于五四运动是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见《蔡子民先生言行录》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