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地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了。在学会中李大钊又提出“主义”来。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都是评议员。现在看来，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这许多共产主义者，而且领导着这个学会，对五四运动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叙述早已不存在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因为它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帮助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的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则是李大钊。由于这样的广泛的团结，才有力地打击了凶恶的敌人北洋军阀，赢得了胜利。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所以一经爆发，就能很快地成为全国普遍的运动。

二、五四的行动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他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在中央公园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李大钊高呼“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一文，原是李大钊讲演稿)，欢欣鼓舞地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听众中有很好的反映。

五四前夕的决定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4月底，巴黎和会这个强盗分赃的会议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关于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当晚，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各校写法大同小异。

五四的集会游行

1919年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约计有3000余人。那天到天安门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天安门最迟。天安门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我们在天安门停了好久，向群众说明游行示威的意义，群众因之也就参加的多了，游行示威的人数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议往东交民巷示威，于是游行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使馆。当时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我们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声明(说帖)，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号之后过去了。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其中还有许多日本军警，真是如临大敌。我们在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冲突，高呼口号后，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家。因为交通总长曹汝霖是二十一条的签字人(那时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国外，不负实际责任)，正是爱国群众斗争的目标。

痛打卖国贼 火烧赵家楼

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的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原来曹汝霖正在同另两个卖国贼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人，曹、陆二贼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样、丁士源和中江丑吉三人在客厅里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电话线，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原来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中江丑吉因掩护章宗祥，也被群众痛打一顿。丁士源则乘混乱之际逃出。随后我们来到曹汝霖的卧室，卧室里还有日本女人，由大家保护出去未挨打。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