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学制方面，近年来我国的大学的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硕士阶段事实上已变为职业过渡期，绝大部分硕士生日后的职业都与学术研究关系不大，惟博士生与此关系较大。鉴于此，我们可考虑在全国推行弹性学制，基本年限为“4—2/3—4”，即本科4年，硕士生鼓励2年毕业，博士为4年，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在研究生招录中，我们需要严格控制数量，一个导师门下的所有研究生总数不宜超过10人，每年招生的博士生不得超过2人(我国台湾地区各大学普遍推行此规定，学生亦可跨校选导师)。我们目前已有部分院校的部分博导门下的研究生多达二三十人，其质量可想而知。

其六，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这包括学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但更重要的是校长的聘选和教师团队建设。罗家伦的经验是:不着眼于颇有名气但已停止上进的所谓名教授，而关注比较年轻且有上进心的实力派教授，“只有在这个类型里求人才，才可以得到将来最有希望最有成就的学者。”(79)罗家伦认为，少壮派教授乃是大学的生力军。我们日后选聘教授的要件之一，乃是接受过高水平的训练，(80)具有世界视野和现代眼光的学人。目前，我国研究生的培养水平在短期内还不可能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因此在新聘教师中需要对归国留学生予以充分重视。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将迎来留学生归国高峰期，我们的高校需要抓住这一良机。当然，这并非不加区分地督促学子们一获学位就立即归国，因为有时候，如果其在国外做出成就后再回国，可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其社会影响方面也相对较大。此外，所谓人才，尤其重要的是校长本身。一流大学的背后必有一流校长，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罗家伦之于中央、竺可桢之于浙大等。在校长的选拔机制上需要改革，对特别优秀的校长是不是仍然需要受刚性的限任制的约束，这是值得我们转变思路，细加考虑的问题。

其七，要加大资助力度，其主要用途除基础建设外，还可用于其他方面:一要加大清寒学生(尤其是优秀生)的生活补助；二要改善教师待遇，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待遇。近年来，由于大学自费的推行，部分清寒学子遇到了较大的经济压力，若无相应支持的话，他们往往不易顺利完成学业，便是勉强完成学业，其毕业后生活仍可能比较被动，这不利于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也不利于社会和谐。(81)另一方面，我国大学教师待遇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有质的提高，但在教师待遇整体提高的同时，主要的受益者是与决策核心较近的部分群体，而这主要是中年教授，青年教师(讲师助教)待遇的改善仍相对有限。后者事实上承担的工作量并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们日后将是教研中坚，如果其今日生活窘迫到被迫“不务正业”的话，那么日后为此代价买单的仍将是学校和学生。

其八，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评价机制和考核体制。尤其是对频繁的、量化的考核，需要特别慎行。在考核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注意学科之间的差异。实用科学容易量化、速成，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而基础研究则不然，人文学尤其如此。若将二者混同考核，尤其是过于强调经济效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更弹性化的评价机制，允许和鼓励“十年磨一剑”；还需要完善晋升机制，尽可能避免因非学术原因耽误学人的时间和精力。任何学者的学术生命都是有限的，其黄金年华尤是如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创造宽松的环境为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研究创造条件，这便是张伯苓所谓“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大都是在35岁以前跻身教授，这意味着其学术的黄金年华与教授资历几乎是等长的，这样一个中年“老教授”和少壮派教授的组合，是具有相当活力的。

此外，为提高学术水平，需要对大学学报进行改革。目前大学学报的水平普遍偏低，这与大学在文化生活、学术创新中的核心地位远不相称。(82)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最好的学术刊物即所谓“四大名刊物”乃北大《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内中多半属于大学学报；而现今的学术界公认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几乎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主办。这种鲜明的反差，可能并不意味着后者的进步，而只是前者的退步。

其九，加强大学校园建设。“大楼”是大学的硬件，其意义不容否认，但我们不能将此等同于大学建设的全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二:一是要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尽可能创造条件让教师住在校内或学校附近。这一方面有利于节省大量的交通成本(包括增强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二是要加强图书馆建设，这对学术发展尤其是基础学科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目前我国各名校图书馆的硬件水平都已达相当水平(如民国各大学图书馆总藏书量仅四百多万册，不及现今北大图书馆)，但仍不无可待改进的地方。比如相当一部分图书馆的外文图书期刊不足，尤其是外文期刊的匮缺使得师生往往难以对国际学术前沿进展充分了解，很可能因此做无用功；(83)再如，目前一个普遍倾向是把图书馆当成了“藏珍楼”，不少有价值的文献深藏其中，很难与读者接触，故图书资源利用率偏低，而在人文研究中一系列关键问题的突破往往直接依赖于某些关键材料的出笼，藏珍楼的理念对此形成很大制约。

其十，推行配套改革。大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所牵涉到的绝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还涉及到文化观念、社会心理、民政制度和基础教育、国际资源等诸多因素。因此，真正要解决大学问题，同时也要顾及大学之“外”。在民政制度方面，民国时期我国只有区区2000多名教授，但高水平大学至少有二三十所，全国大学平均水平亦不低。如此的师资规模，之所以能维持如此的办学水平，重要的一点乃是环境的宽松，特别是教师的自由流动。这在制度上得益于当时有较好的知识共同体制度，而没有单位制度和户口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单位制度已基本被打破，但户口制度仍然明显制约着人才的良性流动。在基础教育方面，目前我国应试教育的倾向仍然颇为明显。学生在校期间得到了相当强度的考试训练，但是人格的塑造、性格的陶冶、兴趣的培养等却未得到相应的加强，这势必影响受教育者的潜质和后劲，这一局面亟待改善。基础教育的质量不能完全用升学率来衡量，而应充分考虑到学子日后长远的发展。用高考升学率和国际大赛获奖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这很难说没有偏差。目前我国中学教育中不乏名校，但几乎不存在像当年的北师附中、南开中学、春晖中学、扬州中学等那样高水平的学校。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近20年来我国的中学生参加的历次国际竞赛(如奥赛)中，这些年轻学子都取得出色成绩，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些天才们十年之后的发展，则不能不为大多数人感到遗憾，其日后表现已与其曾有过的才华(至少是智商)很不相称。而美国的那些大赛得主在十年之后大都已经是前者远不足以比肩的。此外，在中小学课程设置方面，也有一系列地方值得改进。高校的自主招生的权利亦可适当加强，便于为那些具有特殊才华的中学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高考具有强烈的导向性，对高考制度的改革也可能有利于青少年在尽可能的程度上追求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以上所思，只是一孔之见，其可行性尚待实践检验。我国大学的基本改观，更有赖于我国稳定局面的继续保持，有赖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有赖于各项改革的继续推进，有赖于国内国际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相信，如果上述条件能够具备，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加强国际眼光，从本国国情出发，能继续拥有更宽松的“以人为本”的环境，并充分借鉴民国大学和国际名校之经验教训的话，我们的大学是有望在今后几十年间取得显著进步的，亦有可能为我们的社会培养出更多人格健全、专业拔尖的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