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制度和校风上的差异必然产生各自学风上的分殊。北大偏才多有，清华则通才迭出。至联大复员前夕，清华毕业、时任北大教授的许宝騄在给胡适提办学建议时，重要建议之一就是“北大要提高英文水平”。(55)傅斯年亦说:“我们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按，即热衷于政治运动，尤其是上街游行)，英文永远学不好。”(56)外语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了解其他文化的窗口，更是一种世界眼光，故外语方面的优势是学子日后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保证。民国时期，人们大都异常重视外语，这在素以趋新见称的北方(主要是平津)尤其明显。沈尹默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女师大风潮，杨荫榆被赶，许寿裳去当校长，就职演说就用英语讲的……好像不用英语，就不足以压服学生。五四运动以后快十年了尚且如此，我初到北大时期就可以想见了。”(57)一般学术史家都注意到“清华学派”具有鲜明的贯通中西的风格，这绝非凭空获致，而是与其非凡的外语功底分不开的。如陈寅恪、赵元任、吴宓、刘文典、浦江清、钱钟书、季羡林、周一良、李赋宁等人，至少都可以驾驭六七门外语。

其二，要进行模式选择。我国大学已经走过了110余年的历程，此间曾经历了多次的试错过程，先后尝试了日、德、法等模式，但总体效果并不可取，倒是1930年前后清华的探索取得巨大成功，在大学界产生了导向性作用。(58)清华的经验，就本质来说主要是以美国模式为蓝本，并兼顾中国国情。其中的重要践行者是罗家伦和梅贻琦(二人都有留美背景，而此前的蔡元培为留德背景)。罗家伦的理念是:“我对于清华只希望他能够成为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般的学校，学生人数不过二、三千，可是这种精而不多的队伍却产生了许多学术的贡献。至于美国许多二、三万学生的大学，虽然规模宏大，却非我所希望的。”(59)梅贻琦的基本思路则是使清华综合“两种体制的新型大学，即兼有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哈佛大学和以技术科学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特点。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开拓之举，当时在西方国家也不多先例。”(60)这二人对大学模式的选择自有不同，但在核心理念上实则相通，即以美国模式为主要取法对象，这也就突破了此前由蔡元培引进，后来长期主导中国大学界的“学、术分途”的洪堡模式，从而实现了“学、术合一”，而且强化了大学在“研究高深学术”之余所负有的直接的社会服务功能。当然，无论是清华本身的条件，还是当时国内的现实，都决定即便梅贻琦选择哈佛等模式，也只能使清华达到普林斯顿那样的规模(清华直到抗战前夕，即罗家伦1928年长清华之后的第十年，在校生也不过1338人)，因为其时中国无论如何不具备产生哈佛式大学的条件。“学、术合一”的办学模式使得清华迅速发展，这在全国大学界产生了明显的典范效应。北大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蒋梦麟先生继长北大之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到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则“把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19世纪初叶德国大学式的观念，扩大而为世纪中叶欧美大学式的观念。”(61)这样一来，北大步清华之后，基本完成了近代化转型。(62)这时，北大在文、理、法三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农、工、医三学院；而清华则是文、理、法、工、农五院并举，二者相当接近。(63)事实证明，这一办学模式比较合乎当时国情。日后的台湾大学等校正是基本继承了北大的办学思路(傅斯年曾任校长，此外的几任校长分别来自中大与清华，二者均系高度美国化的名校)，(64)也一直保持了较高水准。而差不多同时，在1952年后，我国大陆推行的苏联模式则产生了明显反弹，其负面影响已不难见出。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模式，美国模式无疑更接近于中国国情。因此，在日后的办学思路的选择中，也许可以继续密切关注美国的经验。当然，借鉴不等于照搬。事实上，抗战前学人们对中国大学缺乏本国特色亦不无微词，以至于在全国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教育须中国化”的议案。(65)

其三，要注重制度设计。民国大学之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在于其相对优良的制度设计。(66)它们在理念上可概括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等。应当注意到，环境的变化使得有些制度在今日之中国已不太可行，故在这方面的借鉴仍需从实际出发。如前所述，另外一些仍具现实意义的则有“自主招生、破格取才、转系转学、公费留学、高薪养教”等。“破格”乃破除格套(制度)，本身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制度的扬弃。制度本身是为人服务的，过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和绝对合理性，则可能将制度异化为管制人的锁链，亦可能将许多“天才”拒之门外，结果只是将机会留给更多的“中才”甚至“庸才”。对拔尖人才，尤其要不拘格套。据称，民国时“北大有一种特别规定，入学考试如果有一两门惊人地出色，则即使总平均不及格，仍旧可以录取的。”(67)转系转学制度亦值得注意，这是对“一考定终身”或“学非所愿”的矫正，尽可能实现人尽其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大学教授待遇均较高，报酬丰厚，(68)这是确保言论自由、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如清华方面很早就开始推行每工作五年就带薪休假、研修一年的制度(教授赴国外研修，专任讲师以下在国内)；后来北大的部分教授也享有此等待遇。这对教师队伍质量的提高是有实质性意义的。

其四，要对大学布局进行设计。我们在提高大学整体水平的同时，也要努力建成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这需要在已有基础上进行重点突破，须有所侧重，而不可能全面铺开。这一方面是试点工作本身属性(探索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力物力财力有限使然。国际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而这一重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若干所高校来共同承担。在目前的国情下，我国需要进一步使这若干所名校在“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开放性”的轨道上继续推进，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研究型”。在我们现今的条件下，“研究型”大学有一些质的规定性，而这又具体地外化为一系列量的规定性:1.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数量，目前在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等校已基本实现此目标；2.师生数量之比需要适当把握，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这一比例几乎都不到1∶10，这需要进一步提高；3.教师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因此要破除格套，聘请高水平的师资。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在教学与研究之间取得平衡，目前我国高校的课时数普遍偏多，就若干所研究型大学而言，这一课时数均可适当压缩。经验已表明，教学的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授课时间，尤其是对于名校学生来说，上乘的自学能力已足以确保其并不需要过多的课堂教学。(69)另一方面过多的课时往往影响教师的研究，而没有高水平的研究，也就谈不上高水平的教学。正如罗家伦所言:“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70)这方面，民国大学有经验也有教训。(71)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为例，研究教授每周授课4小时，一般教授略多，清华与此相当。压缩课时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教学，而是将改进教学的重点从注重数量(外延)转变到提高质量(内涵)上来。当然，亦需要引进部分教师(目前高校工作人员队伍的臃肿，主要并不在教员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