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教育多元化，大中学校都无统一教材，高校招生亦非全国统考，而实行完全自主的招生。其中，名校大都招收少量保送生，另外实行统考，在全国设两三个考点(如北平、上海、汉口)；惟一般院校限于声望、财力，只在本地设一考点。因此，考生几乎都酌情报考多所学校，并在短期内先后参加多次考试，这样往往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即便偶一失手，亦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机会，这就在制度上尽可能避免了“一考定终身”。其时学子们几乎都心仪北大、清华，有志于仕途者多半首选北大；有志于学术文化者、尤其是志在放洋者，大都首选清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每年报考两校的考生至少有二千多，录取者仅约一成，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考生仍需另寻出路。

破格乃“特事特办”，意在“突破格套”，故其本身即意味着对“格”的否定，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制度的扬弃，以便为拔尖人才预留宝贵的空间。因此，越是名校越是敢于破除成见，不拘一格招人才。破格制度涵盖了多个层面，它几乎体现于整个学校运作的各个环节。于学生而言，在招考过程中对非常优秀的考生，可以破格录取。五四之前，胡适破格录取了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的罗家伦。后来罗长清华后又录取了同样严重偏科的钱钟书(英文满分、数学15分)。两年后，吴晗(文史、英文满分，数学6分)、钱伟长因偏科(国文、历史均满分，英文0分)而受阻于北大，清华破格录取之，(32)日后，钱乃成为著名的“三钱”之一。在毕业环节上，清华亦行破格，著名诗人林庚毕业时，因不愿做学术论文，乃提出以文学作品相代，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经过考虑，予以同意。

对教师来说，破格制度尤为重要。这在清华、北大体现得尤其明显。蔡元培长北大时就破格录用了梁漱溟等人；1931年胡适长北大文学院后，则继续破格聘请了中学毕业的钱穆。在晋升环节中，国民党教育主管部门有一系列举措，如副教授为“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或“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或“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教授为“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33)尽管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各有差异，而且呈逐步收紧之势，但都未将学衔与职称直接挂钩，(34)这就为人才的晋升预留了空间。故无数自学成才的名家同样可以担任教授甚至研究院导师；更重要的是教授的晋升主要由学校决定，主管部门只负责审批。北大、清华等名校更是预留了自主运作的空间，他校也酌情自定。相对来说，各校自定的制度更具弹性和操作性，亦更人本化。正是这样，高校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办学自主权，在最大限度上为人才创造了宽松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这种宽松的制度足以保证多数教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跻身教授:一般教师所需不超过10年；留洋归国者，相当一部分则一俟回国即成教授。大部分本土出身的学者在35岁左右成为教授，海归派则是30来岁跻身教授。因此，民国最年轻的教授为22岁(叶公超)，二十余岁的教授大有其人，如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韩、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黄玉珊、朱偰、柳无忌、李卓敏等。如此一来，全国就形成了一个30来岁少壮派的洋派名教授群。而青年一旦跻身教授，则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治学、教研、服务社会。这一制度普遍推行也就意味着，其时绝大部分学者的整个学术黄金时期都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度过，而不致因职称而做出无谓的牺牲和消耗，即便其时的资深教授亦不过只有五十多岁。事实证明，这种由中年“老教授”和青年少壮派教授组成的学人群具有极大的活力，这批知识界精英事实上亦成为国际知识界极具原创性和冲击力的群体。

和破格录取一样，转系转学制度亦深具意义。转系制度在清华、联大体现得尤其突出。该制度的受益者为数极众，如李健吾、钱伟长、李赋宁、钟开莱、何兆武等。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除季羡林外，林庚、吴祖缃、李长之都是转系生。更具意义的是转学制度，其时北大、清华、中大等名校均有转学考试。绝大部分的考生是从津、沪诸地以此途径进入北平名校，比如北大的胡风、李长之，中大的巫宝三，燕京的江泽涵，南开的曹禺、孙毓棠、何炳棣和宗璞，上海的于光远、王铁崖等，都转往清华。日后的朱光亚、李政道也是因转学而成为联大学子。作为国际著名系科，清华算学系的近半数才俊都是转系转学而来，如钟开莱、庄圻泰与田方增均曾转系；施祥林、柯召、许宝騄等则分别来自其他名校。就本质言，转学制度是对升学制度的救济，对不少优秀学子而言，即便高考因故受挫，仍有望通过转学考试进入理想学府，而不至于因环境埋没人才，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资源的良性互动。

公费留学制度亦颇为重要。其时，对青年学子来说，公费放洋的主要渠道有三:一是庚款留学，二是中央各部门的选派，三是省一级的选派。其中，庚款留学最为主流，极受青睐。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渠道专属于清华。清华改属国立后，逐步享受了教育部的经费，但其条件之一则是将庚款留学的机会向全国本科毕业以上者公开(校内校外基本对半)。自此，庚款留学，尤其是庚款留英，以一度约为4％的录取率成为全国最难的考试。正是在这堪称惨烈的竞争中，一批全国最优等的才俊先后胜出，得以放洋，如钱钟书、王淦昌、王竹溪、钱学森、钱伟长、卢嘉锡、何炳棣等。这就意味着学人可以在求学的黄金时期接受国内外顶尖学府最优等的教育。此类学子一般在22岁左右本科毕业，在国外5年左右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大都被破格提升，成为年轻的海归派教授，类似人物在全国大学约有千人。对于教师来说，也同样常有机会公费出国研修。如清华教师每工作4年即可公费、带薪出国研修，吴宓、朱自清、冯友兰、浦薛凤、浦江清、蒋廷黼等都曾如此；直迄联大时期，学校还先后选派曾昭抡、华罗庚、陈寅恪等出国做研究和交流。这一制度尽管在财力最大的老清华最为典型，但绝不仅限于清华，在其他不少名校亦是如此，如北大也规定教授任满7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35)中大和武大也有相似政策。这就使得国内学者可以直接接触国际学术进展，与国际学术前沿基本保持同步。这一制度之推行，当然与学校的办学方略和办学眼光相关，但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充裕的经费。公费放洋的制度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有利于学人专业水准的提升；另一方面亦能强化放洋者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感恩之心，促其日后更积极地回报社会，服务于知识界。如徐悲鸿当年以公费赴法留学，受惠极深，此后徐对此念念不忘，始终以为:“前后用国家五千余金，盖必所以谋报之者也。”(36)

此外还有高薪养教(学)制度。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尤其是在北洋时期，当局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和教师薪金，教员收入普遍低于职员；教授实际收入还不及一般政府科长，这就迫使多数教师四处兼职，且经常参加“索薪”斗争。(37)如温源宁在五校兼课，兼任三校系主任。如此一来，不仅研究、著述势难兼顾，便是教学质量亦难以保证。(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