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开放时代》(广州)2009年1期 作者:刘超

一、问题之提出

世界历史表明，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大学的成长息息相关，大学是国家实现现代化最有效的动力之一。国家之崛起、民族之复兴，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的依托就是大学。相比欧美等地来说，我国大学起步甚晚，①但相对并不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其历程却并不算短，迄今为止，校史超过100年的大学为数不少。近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尤其突出地体现为基本改变了专科院校一统天下、综合性大学比例过低的局面；另一方面，办学规模有了明显增长，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变成了大众型，高校为更多人提供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办学历史与办学规模的极大发展，却并未给近代以来的国际知识界贡献太多重量级的学术成果与文化巨子。我国大学界的现状和大国崛起所必需的学术文化实力之间仍存在相当差距。这一点，迄今仍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得以提升的重要障碍。

鉴往知来，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中国大学现状及其趋势的理解，需以历史为参照。所谓比较，主要有二，一为横向，一为纵向；二者交融，进行纵横交错的比照考察有其必要。中国大学的改革，自然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但最直接且最有效的资源很可能还是民国大学。基于对民国大学多层面发展特点的观察，笔者将通过对比民国大学与现今中国大学在办学规模、办学方式、国际影响力等多层面的发展特点，为目前中国大学的发展现状做出必要的评价，同时为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思考。

二、现状:历史回眸中的比较

中国大学出现于十九世纪末，但最初乏善可陈。至1915年，有人问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无言以对。②1921年，北大校长、原教育总长蔡元培在纵论中国大学时说:北洋、山西、东南等3所国立大学“幼稚程度可以想见……力量较大者，唯一北京大学……独立承担全国教育”。③可仅仅四五年后，蔡氏却说:东南、武昌、清华、广州诸大学，“都有了很好的开端。”④至1929年，蔡元培看到中央大学的崛起，乃告诫北大说:“北大不过众多大学中的一校，绝不宜……妄自尊大”。⑤前此一年，胡适则在中央大学说:“北大久不为北大”，而中大“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任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中心。”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各界都认为中国大学中除北大、交大等之外，其他像样的大学均属教会；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局面迅速扭转，教会大学相形失色。⑥这表明，在此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大学格局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覆盖南北的大学群和知识共同体。在老牌的北大之外，还形成了一系列名校:中大、清华、协和、武大、浙大、中山、交大、唐山交大、燕京、金陵、圣约翰、厦大、南开、北洋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南北统一，各方建设猛进”，⑦政府倾力发展文教，知识界亦迅速发展，史称“黄金十年”。抗战前夕，中国高校达到巅峰水平，出现若干所国际高水平大学。到1937年，北大清华两校教员虽都只有200名左右，但学校的国际排名均已在世界前100名之内，无疑当在规模最小的世界名校之列。如果说五四时期乃是北大“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已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关方面在筹办南洋大学时还以西南联大为楷模，并以梅贻琦为校长的首选。⑧

然而，横向来看，民国大学仍有其局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仅当局说知识界“教授虽多，真正可称为教授的却不多”，知识界对当局和大学也都不无意见(如重实轻文、水平有限、偏于西化)。1932年，傅斯年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归派”热做了专门评论，引起诸多争议。傅称: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何以这些人这样不见得不低能？”胡的回答是:“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个小学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⑨“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既非所论，大学中焉有力学之风气。”⑩此前，南方学人则抱怨道:“中国的教员只是把学校所得的知识轮回传递……现在的教育不是轮回教育吗？……我国教授之资格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即使天资聪明者，而其程度亦不过等于外国一个助教。”(11)有意思的是，同属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蒋廷黼也称:“中国近五十年来进步之慢与日本近五十年来进步之快，一部分就是由于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多年来的留学政策旨在培养全面的人才，而中国则只求实用，意在学习造船造炮等实用技术。他认为:“无论教育政策是怎样的，三五个完备的大学是全国所必须努力建设的。”(12)(值得注意的是，蒋晚年却说:“没有问题的在那六年中，清华有了长足的进步。到了抗战军兴之际，清华大学，在梅校长的领导之下，毫无疑问的，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准。”(13))姚薇元也认为:“我们中国兴办教育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较之日本的教育维新，相距并不很远；但我们试看日本的学术方面在国际上已达到平等的地位，医学农学方面，日本尤其有很大的贡献。而我们的学术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见绌了，在国际上，更无地位可言。”“日本的高等教育，起始便谋本国学术独立为目的。”(14)昭和十年(1935年)，东京大学学生“总共八千三百零四名”；(15)同期，哈佛大学在校生略多于一万名；北平高校在校生不过五千余名。因此，尽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和邻邦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从创办东京大学(1877年)开始，日本认真办大学已近60年；而中国正式经营大学当始于南京政府时期，即便勉强上溯，也不会早于蔡元培长北大之始(1917年)。

而今，新中国建立已近60年，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大学发展实已取得巨大成就，其显著的表征之一，就是大学在国家文化创新的过程中作用明显增强，其学术水平明显超过了(社会)科学院系统而复得核心地位；再者是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此前30年远远不能比肩的。(16)这些成就，举其要者，主要体现为: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规模的增长、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备、学科布局的成型、大学区域布局的合理化等多方面。然而，办学规模的增大与义务教育受众层面的扩展，是否也相应带来了办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