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政局变幻，更使北大、清华饱受重创。(39)南方情形则有所不同，因其治下高校甚寡，人才匮缺，故对办学颇为重视。1927年，国立京师大学(原系北大等校)教员待遇为:一级教授300圆、二级280圆。(40)1926年，广州军政府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41)这明显高于北洋政府治下的各校。广州政权定鼎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1924年北京平民五口之家月均用度14圆2角5分；人力车夫养家月费11圆6角2分，相比之下，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正因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致其在社会活动中亦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又据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而1932年，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执委许崇清的账面月薪为1875圆，居全国各大学之首。1934年部分院校头面人物的月薪则如表2所示。

不少名校校长原都是政界要人，其时月薪多为600余圆。据工资的刚性原则(即一般只能增不能减)可以推断:当时一般正部级高官的基本月薪可能不到千圆，大学名教授的收入与此相去不远，对此教授深有自知。如胡适的生活条件颇为富裕:出门有车、家有佣人、居处有独家院落，在生活必要开支外仍剩有不少闲钱。这充裕的物质条件就足为这些学人用作活动经费，或广交友朋、资助青年所用，另还可自办刊物。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其经营人脉，营建权势网络和能量系统。正是这样，胡在抗战前十余年间便先后办有《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大牌名刊，而且资助林语堂游学多年；至于著名的《学衡》则连续多年主要依赖于吴宓一人；为中国化学界赢得国际声誉的《中国化学会会志》亦基本上依赖于曾昭抡一人的收入。这种民办民营的局面，无疑有助于确保刊物言论自由，所谓“独自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有物质的依托。显然，高薪制度可以为教师的教育和科研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为文、治学、论政、任事都能自由选择、进退自如。其研究工作的进展可以不依赖所谓“科研经费”，而更多地取决于个性化的需要。在研究上可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防止所谓“项目化”管理，杜绝短期化、功利化等弊端。而且，以薪金取代所谓“科研经费”的策略大大减少了资金的分配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利用效率，避免了由于人事关系而导致科研经费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都有助于保证其研究在最大限度上挣脱外界制约，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学术自由”。

这一制度的形成，乃是基于对教育特殊性与重要性的深刻体认。曾任罗家伦助手、兼具清华和中大背景的郭廷以有言:“一九三二年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与近二十年来所未有。”(42)萧公权则说:“清华五年的生活，就生活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几乎接近理想。”萧的居处“是一所西式的砖房:里面有一间宽大的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三间卧房，一间浴室。此外还有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43)足见老清华以如此小的规模在短短几年间即成为国际著名学府，确有其坚实的软硬件基础。(44)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环境支撑了其时相对繁荣的文化事业。当然，这一制度之实现，也得益于当时高校数量较少而资源较多。此外，藏书量是文化人经济实力的直接表现之一，其时不少名教授都是有名的藏书家，而要拥有并保管好巨量的图书(包括珍本善本等)，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的。由民国学者普遍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这一细节，不难想见其经济实力。正是这极高的收入，使民国知识界极具能量、活力和向心力。抗战前夕，中国主流知识界的中青年不过寥寥数万，(45)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军政界、党务界主流人员之总数。能够跻身这一主流知识界者，无疑须是精英人物，是当之无愧的“一等人才”。而此知识界之能成为“一等人才”云集之地，显然有其经济方面的深刻根源。可见，民国知识界之强势与其在智力资源和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大有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