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乃大学之本，名师乃名校之源。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国大学的崛起与其师资的流动紧密相关，大批名教授，尤其是曾留洋的少壮派教授的去留直接影响着民国大学的沉浮。抗战前中国高校规模非常有限，以1934年为例，教员7205人(教授2801人)，有留学经历者3856人。(46)相对于全国百余所高校，尤其是十余所名校来说，这一数量绝不算多，但为何这么多大学可以先后在短期内崛起呢？这乃与其师资的流动密切相关。如果说学生的转学制度对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教师流动制度则更与其休戚相关。这一流动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发挥显著效应，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其宽松的民政制度。因无户口制度、单位制度，人才的流动便极为自由，成本亦低，这就使得整个知识界既有相对稳定的师资团队又有流动的名流群体，既有秩序又有活力，这也使学人之个体和群体均长期处于最佳状态。因此，于教师而言，一俟环境不佳即可尽速离开，来到新的较满意的环境中，借此可确保自己长期在较优良的环境中治学、教研(如吴宓、顾颉刚等在20余年间曾先后任教的大学都多达10余所)；于学生而言，各校学子亦可师从多位名师，博采众长；知识界遂因此永葆活力，这无疑是“三赢”之举。

综上可见，这一系列制度设计对民国大学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民国知识界以如此小的规模，而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这一系列优良的制度设计。民国大学能克服重重困厄，迅即崛起，亦与这一系列因素密不可分。

四、前瞻与对策:一种可能的途径

时移势易，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的外部环境、内在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尤其是大学和知识界的规模都有了大幅增长。1934年，我国有在校生41768人，教员7205人，每万人中只有大学生0.8人(2008年，这一数据达到130人左右)。(47)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共招生565.9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2005年为21％)；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1908万)，冠居全球；专任教师116.83万人。(48)实际条件的变化势必造成两个时期大学的显著差异。

民国办学的特点之一是“高投入、高产出”，具体表现为“二低五高”，即“低知识分子率、低大学录取率”和“高名校率、高洋派率、高名教授率、高少壮派教授率、高成才率”等一系列特征。(49)据查，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回国31.97万，不到三成；而晚清民国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50)这确保了绝大部分名校的海归派教授比例都超过60％。(51)对我国现今的情况而言，“五高”等一系列特征已很难实现，其原因正是教育模式的重大转型。民国时期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一方面受教育者是精英，教育者本身也是精英。于生源而言，抗战前夕每年招生万人左右，考生约七八万，无论是毛入学率还是录取率都极低，如清华、北大、中大、交大、协和、北洋等的录取率都长期保持在10％左右甚至更低；对教师来说，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少数土著学者也是从优等生中选拔出来的，这样的反复筛选使大学教授的精英率相当可观。生源和师资的条件，都决定了民国大学较高的整体水平，而这一切在现今大众化教育的条件下都已难以复现。

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民国的一系列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现今的国情。当时的许多经验，有的已基本无可行性，有的虽有可行性，但一时发展余地不大(比如，尽管我们早已开始办学主体多元化，但仍很难办出像燕京、协和、南开、金陵等那样高水平的非公立院校)，另外一些则仍具有较大的可行性。这需要区别对待，需要我们有选择性地继承并进行一系列新的探索、尝试和创新。

其一，要坚持开放办学。要向社会开放，尤其要向国际开放，要加强国际交流，邀请国际一线学者来任教和讲学，尤其是要继续派遣学子出国留学，其主要对象应是本科刚毕业的年轻学子。他们已初具本国文化修养，而且正处于求学的黄金时期，负累较少，潜力较大。目前，我国已加大了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力度并且力度之大迄所仅有，这一举措必将对我国各方面产生可观的影响。据李剑农所言，晚清新政在文教方面有三大内容:“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除“废科举”得失兼具外，另外两点都成效卓著。晚清民国的留日生、赴法勤工俭学和留欧美生等群体都对国家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前二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后者则成为学术文教、科技界的中坚。在留学策略的安排上要注意应有所讲究，在这一点上晚清民国的前辈们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教训之一在于目标的一度错位，清末时期我国是将派遣留学生的主要注意力和经费放在留日方面，而对西欧(以及美国)国家注意不够。事实上，无论是学术体制还是科研水平、原创能力，都很难说日本代表了当时的国际前沿。1927年之后，中国知识界的长足进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其时留欧美派学人的大量归国，从而促成了留欧美派明显主流化，而留日派相对边缘化，这对大学“与国际接轨”有一定助益。因此，我们的留学重点，应当继续坚持侧重于西欧，尤其是美国。此外，民国时期“强调实科”而忽视文科，尤其是基础研究，这有其严重弊端。诚然，实科可以速成，容易立竿见影，易于量化，但如果长期缺乏基础学科的支撑，则会缺乏原创力，势必缺乏长久的后劲。当然，晚清民国值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因此极度强调实科，实有其时代之因，但是今非昔比，在现今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矫正这种非常状态，争取实现“文实并重”。

考察民国大学时同样也容易发现，教会学校和具有较深国际背景的学校，成才率往往比较高，最典型的是协和、清华以及燕京等，毕业生成才率大都保持在半数以上。(52)这看似偶然，实乃必然。因为这些学校都注重外语，除中国文史课程外几乎都是采用全英文教材，而且师生均有较多的国际交流机会，因此学生往往能够同时接受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熏染。以清华为例，该校在1925年前后只有50名左右教师，但已开设7门外语课程。如此水准，的确当得起“外国语文学在清华素有根基”之誉。(53)北大则不然:“入学的第一年就分系，不必读多少普通课程就可以选专科……于是一般的人都各就所好，专心发展……我们常常听说某某人英文考试年年不及格，以至于毕业都成问题，但在国内研究金文的，他已是权威学者之一。”(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