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　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祝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对于劝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据郭潜　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　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