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汪先生终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了，我一方面非常悲恸，一方面更想到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样可以结束这个局面以使国复归于统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个人主张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胁害，同时也没有别的机关可以维持治安。如果东南一乱，我仍旧对不起国家，仍旧不能达到中国顺利统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职务，只以代理名义维持，等待国家的统一。同时，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宣言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更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这个声明是表示我数年来的思想，并且回应我离四川后呈蒋先生那封信。当时南京仍在日军扶持之下，我不惮率直地表明南京无与重庆为敌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合作的。我也不惮明白表示党不可分的理论。我并不是今日要叙述我的勇气和决心，只是八年以来的一贯主张，到了我可以发言的时机，应该披肝沥胆，与人以共见。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张也表示过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蒋先生通消息，原本我有两个电台:一个是我自己设立的，在上海开纳路七十四号，那电台设于三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那呼号是GWAZ．XZWW．LXY，我从来没有直接消息报告蒋先生，因为总感到关于日本普通的情报自然有报告。关于日本谋和事件，总以这些条件我自己都不满意，那能告诉蒋先生？至关于个人问题，只有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无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个电台是戴雨农先生底下的陈中平的。那个电台一次为上海日本宪兵破获，把人全捕去了，我出面保释，并要求交回电台，叫陈中平继续设立。那电台的呼号是QSF·AVL·EQF·JVO·CLT·JOH·VCQ。后来陈中平因为恐宪兵监视，或作或辍，多数电报都送往浦东。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刘百川早回内地，第一个电台已经日本宪兵干涉了几次，终于把电台封闭了。剩下陈中平的电台，据说没有和蒋先生通信的密码，那时我竟没有办法，只好企图蒋先生有人到京沪，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布置。

我还记得我见过几个人:一位是何世桢先生，一位是顾宝安先生，一位是两路党部负责人（姓名我已忘记，可以问傅式说），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赵冰谷先生，我都托他们把我的心情和布置转达蒋先生。我告诉他们:我对汪先生心事已了，责任已完，现在此间正候蒋先生指示办法。至于防共，我已尽我的力量，大致东南不致有什么问题，将来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割据，我绝对服从蒋先生，我极盼望党能团结而国复归于统一。何世桢先生是驻上海，其余的人或者要回内地去，或者自己要去内地的，并且我郑重告诉顾宝安先生，请他转告立夫先生，或可能时呈明蒋先生，派一位相当重要人来沪，这样可以直接联络、直接通电，可是到我离京之时，我依旧没办法和蒋先生通消息。

不过，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和何柱国两位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议之后，派陆军部督练处处长张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张海帆不但见了陶军长，并见过顾墨三先生。顾先生还派高级参谋柏良来沪商谈具体问题，我立刻叫参谋次长祝晴川至沪，和柏先生商订军事共同行动几个纲领。后来我回京之后，听说柏先生又因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回到浙江没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问题，我曾和柏良谈起日本问题，我主张不必在日本本地登陆，只在台湾登陆，日本即会屈伏〔服〕，在台湾登陆牺牲较少，而成功则一。柏先生主张我派一代表见蒋先生，可是我实在没有一个熟人可派，只请柏先生转告顾先生，请他代达我的意见。

何柱国的代表吴树滋也来南京见我了，并携有何先生一封信，说奉将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那位吴先生是林柏生介绍的，我派军令部次长杨振和吴先生接洽，何先生并要求我派蚌埠绥靖公署参谋长郭尔珍和他接洽，可是郭尔珍患病未行，我后来到蚌埠，还催郭尔珍前往，并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何先生。我叫杨振在南京设立一个电台和何柱国先生通电，并曾嘱张岚峰和何柱国先生见一面，商议军事问题。

军事合作正在进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过因叙述之便，简单说一个大略。以下还简说我的心情，然后说到南京政府解散后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几个原则之外，我决定第一不批评抗战，更不愿诽谤蒋先生。我总觉得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赞成蒋先生的主张的。因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种种行动，我更感觉有抗战的必要。我还记得内地有人出来，传说南京的人们以为抗战愈烈，和平愈有办法，这种传言并不是谣言，的确是事实，也是南京的见解和主张。第二，我手写文章不曾称过日本为友邦，因为我不认日本足为朋友，大家复按过去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请重庆的同志和部队参加和运，我总以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关系，我是来补救的，是准备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愿拖其他同志受苦。至于部队，除了后来因联合剿共之外，我始终没有和一个内地的长官交通过，因为我不愿意拆散抗战阵营，尤其不愿以一个师长和团长受日本的一个尉官指挥监视，我不愿和留在重庆一个同志或部队通过信或者希望他们出来，除非同志已经出来，那我只好替他找一件工作，这是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庆同志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我不是借此见谅于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第五，凡是被俘的军官，我都赞助汪先生设法安置。我总觉得内地军官的民族意识和反共思想比其他杂凑的队伍强烈的多，中国不幸而败，可以作复兴中国之基，幸而战胜，则这部分军队终可为国之用。第六，在上海范围之内，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后，我对于重庆的情报人员极力掩护，并同意于各地军政人员和中央人员交通。

至于传达日本和平条件，我只有两次，两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内地报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时间记不清。比较具体的是去年小矶内阁登台以后，由柴山陆军次官携来五条，内容我已有些模糊，大致是中日对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国在和平后可以中立。我以为这些都不大相干，最要紧是可以谈东北问题，撤消满洲国。柴山答复可以讨论，我认为比较具体，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庆一行。朱先生是商人，与政治无关。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动身的，直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问日本更有无进一步的表示，那时已过了旧金山会议了。我劝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庆调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报告东京。后来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于报上得有消息，日本拟派近卫赴俄，托俄国调停。我当时主张由中国出面调停，以为可以增强中国的地位，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

不料日本倒信苏联而蔑视我的提议，大概日本还以为日苏还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关系，而且在德苏战事正猛烈时候，日本不动，总以为苏联可以帮她的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