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

如果有人问我: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实在没有方法答复，因为我至今还不知始于何时。在汪先生通知我的时候，我只知尽我的力量反对，无暇探问始于何时，到后来事机已经成熟，我仍是反对，也懒得去探问始于何时。

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我正在成都筹画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

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除了汪夫人之外，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几位。我等他们走后，我听见汪先生所说，又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我当然对汪先生陈述几个理由: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其他还有许多理由，我现在也记忆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这样辩论到十一时，汪夫人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我离开汪公馆，便一迳到中南银行找佛海，并顺便找陶希圣。佛海对我说:“你一定吓一跳罢？”我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中午食了午饭，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那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说到此地，我可以说说自民国二十年底到离开重庆，甚至乎到今日我的主张了。我的主张说起来是很简单，就是个人无论如何牺牲，最要紧党万不可以再破裂。我还记得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我个人到了欧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召集，我即没有过问。到了九月，我想这样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归途刚抵锡兰的哥伦堡，即闻有沈阳“九·一八”之变，我还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自是决心进行党的团结，中心总以为党有办法，国事才有办法，否则党一失败，国亦随之而亡，纵幸不亡，亦必衰败。

但要党团结，先从那里着手呢？我以为先须从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对于实际的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来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批评和意见，但是再想，多一种意见，便多一种纠纷，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绝对的好，那更不必说，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说。

我为谋党的统一和团结，先不必期于别人，还是先求之自己。

我心中所祈求的，党万不容再分裂，蒋先生和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后以至今日的一贯主张。

而且当日国家实在也太危险了，中日问题时刻都有立刻战争可能。军需工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可一促可几。

但中国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万担怎么办？每年缺乏面粉二千万担怎么办？民国二十一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这都是我的实业部职权范围，我应该埋头于解决这些问题。党的问题，我为团结，我且让其他同志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