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汪伪上海市市长的汉奸陈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尚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时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划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据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把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么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有党内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分子很多，惟恐国民党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于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回国，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常报上便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后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辞职以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分子。

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我现在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年，我的确苦闷达于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便主和，离开汪先生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并且来见我，要我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于极点，战固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最后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复，这样一直延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