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党务求团结，不但我在实业部四年如此，就是我离开实业部也是如此。我还记得我离开实业部后，张岳军曾奉蒋先生之命，征求我做意大利大使的同意，我坚辞不就，固然我的母亲太老，我不愿意离开她，同时我深怕离国太远，而汪先生又离国治疗，易为造谣者制造谣言的机会。党内的谣言一生，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我离实业部以至“八·一 三”事变，始终未离南京一步，这是我力求党内团结的苦衷，当时或者没有人会了解的。

在民国二十七年我们退到汉口时候，党的统一呼声又起。

我记得有一次陈立夫和陈辞修两先生来德明饭店看我，陈辞修先生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说:在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完全责任；在二 十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先生也说:这几年来，公博先生实在没有负责。党的统一是我极端赞同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经开始以静默的态度而等时机的来临了。其实在我历年的回忆，在每次纠纷当中，我都不是居于发动地位，而结果每一次都变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当时我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总想以国府与总司令部同时迁汉，可以镇压下去，但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在十分年自《革命评论》停版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国，遂有张桂军之役和扩大会议。至今回 忆，自己也觉有些不可思议。我叙述这些经过，我并非诿过，并非卸责，因叙述之便，不禁引起这么的感想。

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我对于第四、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我的大原则是“ 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汪先生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当时我已辩无可辩，我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消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汪先生说: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前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汪夫人这时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经无法可辩，我已无法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数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先一日赴河内，我只好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中央党部终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对汪先生下了处分了，末后更有曾仲鸣之死，我想我劝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的主张怕又会中变了，我那时悲观达于极点，想请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恐怕不能实现了。我那时真足感觉人微言轻，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关系不能阻他离渝，以六年来苦心孤诣以求党的团结统一而败于一旦，我尚有何话可说？恰值我的母亲病重，我遂闭门不出，更不表示意见。不久听见汪先生赴沪了，而且更听见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个电报给汪先生，那个电文我已不存，我只记得大意，说以先生的地位万不宜赴日，并且最后一句话说得很严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先生复我一电，说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我接到这个电报，又只有长叹而已。

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罢，汪先生到了广州，叫我到广州一行，并且派人对我说，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种君子协定，他不求我赞成，只希望一见，以便讨论。我到广州住了两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协定，现在内容我也记不清，大致和近卫声明及后来的中日基本条约差不多，我终认为不满，非中国所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