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玻在八月间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有对日方案，定于八月五日由沪来青岛”，嘱我同黄季宽一同到青岛一谈。我于八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想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上，我和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到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派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便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是我自有生以来和汪先生面红耳赤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次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后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是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你是病态的说话，我今日则是醉态的说话。

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 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 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于二十日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时那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坚决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其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再去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被刺于中央党部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于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对于汪先生出国是极高兴的。汪先生出国一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匆匆归国。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做机会。总之，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二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他人的观察和我不同，而我个人的观察还是自信是比较正确的。关于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于后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后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