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浦安修
“文革”中彭德怀在经受多次批斗、折磨后被关在解放军总医院。1974年7月以后，他无法承受日益加剧的病痛，感到“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连连哀求:“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333）彭大将军的结局令人浩叹，然而，人们容易忽略的是，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在此前后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重压。
庐山会议后，浦安修就由北京师大党委副书记降为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而且因为她总得回家，总得见到彭德怀，因此就被认为交代不清彭的“反党罪行”，划不清和“反党集团”的界线。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她准备离婚，悄悄地把自己的用品从家里带到学校。10下旬，彭发现了这一迹象，在她最后一次回来时，彭把一只梨分为两半，以示同意。饭后彭她送到公共汽车站，“他目送这辆老式公共汽车颠晃地驶去，寻找车厢中妻子的身影，十分伤感地发现她没有回头。”（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96）1974年9月彭德怀临终前，浦没有去作最后的看望。尽管如此，浦安修并不真的认为彭有反党罪行，“七千人大会”后，她还在学校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为此被批判多次也过不了关。1965年彭去三线时，浦在得到彭真批准后应约去彭处话别，表示待彭安顿下来后，可以去成都工作。但他们夫妻的真正再见，却是在“文革”的批斗台上。
妻子在丈夫“反党”后要求与之离婚是一种政治表态。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也曾犹豫过，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记得:从庐山回北京后不久，唐“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她说:庐山会议定黄克诚是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她很痛苦。她考虑再三，想与黄克诚离婚，以示对党忠诚。”（张劲夫，2001）张劲夫委婉地表示不赞成，黄克诚夫妇得以白头到老。北京师大似乎没有张劲夫式的领导。离婚本是压力下的被迫，但在彭德怀平反受到非议。“当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的时候，她‘因为与彭德怀划不清界线'而受追查，挨批斗；当彭德怀平反之后，人们又责备她不该和彭德怀划清界线。参加过批判彭德怀、揭发彭德怀‘罪行'的人能够得到谅解；她没有批判他，她用生命顶住了要她揭发‘彭德怀罪恶行'的压力，却要背负历史的十字架。”（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302）彭德怀平反后，如何看待她和彭的婚姻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鉴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而且他们的夫妻也没有正式解除，中央原谅了她提出离婚一事。
说到浦安修，不能不说到她那位被毛泽东称之为“能干的女将”的姐姐浦熙修，40年代大后方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名记者，与周恩来十分熟悉。在延安的浦安修没有手表，周恩来还出主意说:“你姐姐浦熙修在重庆《新民报》当记者，不妨请她帮助买一只。”浦安修考虑到姐姐也不宽裕，就说“还是不麻烦她好”。（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04）正是在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中，浦熙修爱上了民盟领导人罗隆基，这就使得浦安修的很为不安。虽说罗隆基勇敢地与国民党斗争、与共产党合作，但他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位连襟？在浦安修的等人的劝说下，浦熙修只和罗保持着朋友关系。（朱正，2001）然而即使如此，浦熙修也还不是自己人，入党要求始终未获批准，1957年还成了大右派。当她1970年4月在医院孤独地逝世时，也许她不知道，一心想在政治上帮助她站稳立场的妹妹遭受了与她同样大的灾难，1966年6月31日竟至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杀，因被人发现而未遂。
浦安修付出的代价一定程度上源自对革命了解不够。与彭同案的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后来批评她:“彭老总病危了，你不去看看，这不对啊。”刘英是有权利这样批评的。在张闻天蒙冤的日子里，她从未有过离婚的念头。原因之一，“刘英经历了从苏区以来的多次党内斗争，她认为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但这一次张闻天没有错。因而她能顶得住任何压力。”（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302）这似乎也是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区别。黄的身体素质不如彭，但却能熬到平反之日，原因在于他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我有什么错误，我有什么可烦恼的？！”这一认识也来自他的经历，“据统计，在他参?共产党以后，虽有十次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挨了批判后仍然坚持已见，实践证明他又大都是对的，因之越是批判，他在党内的威望越高。”（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60—261）“免职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在历史上他被撤职有五、六次之多，事情过后，证明他没并没有大错，结果多半是官复原职。”（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67）庐山会议后，他偶尔还写诗抒情，“文革”被抓后，他也以“抓走不外杀关管，人生一世也平常。反躬自省无憾事，脸不变色心不慌”自慰。就此而言，黄比彭更是一个成熟的革命政治家。
历次运动中落难的官员很多，但各有各的表现。一般而言，有过起落经验的人较能经得起打击，而一直顺利的人，却常常不堪一击。于光远回忆说，1976年“批邓” 时，“胡乔木一开始也也没有交代什么实质问题，但经不起那一两个负责人的揭发批判，就痛痛快快地交代了他同邓小平两次谈话的情况。当时我想，他在‘文革’ 中挨斗很少，又一直在北京，缺少挨斗受批的经验，真的有些惊慌失措了。对于胡乔木的揭发，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原谅了他。”（于光远，2000）与彭案有关的李锐，早在延安时代以墙报《轻骑队》而挨整，他后来说:“这样突然而来的打击当然毫无思想准备。不过我是平江人，那个地方红白斗争极其剧烈，老家中有好些老弱妇孺被红军移民而死去，也有党员亲属被国民党杀害，从小也知道一点党内斗争残酷的情况。”（李普，2001）这使他能够挺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之类的审讯；也使他能够挺过1959年后的艰难岁月。当然，有了经验还要记住。1966年底，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江青点名批判后服安眠药自杀，临死前与童小鹏通电话，童劝她说:“延安抢救运动你也是参加了的，最后不都是甄别了吗？”（童小鹏，1996:407—408）许明没有记住历史的经验，所以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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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世联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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