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犯上”
在党内军内，彭德怀是敢于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人。1933年夏，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政策，彭给最高领导人博古打电报，表示了批评意见，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彭德怀，1981:181）1934年广昌战役期间，他与博古、李德谈话:
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我骂了他无耻下流，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彭德怀，1981:190─191）
可能因为有这些经验，彭觉得给最高领导人写信不但是应该的，也不会受到太大打击，更不会受到严肃处理。庐山会议上，他的自我辩护之一就是“过去在江西时，对中央也上过万言书。”（李锐，1999:226）“我这个人就是爱提意见，又不大注意方式，伤过不少人。要我有话不讲是困难的。去年出了那么多问题，常委同志都没有讲话，我讲一下也有好处。有问题都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呢！”（郑文翰，2000）虽然如此，他还是知道毛泽东非博古、李德可比，措词谨慎，对大跃进的总体肯定，对毛的小心推崇，但一句“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得彭德怀从此万劫不复。彭在《庐山笔记》中有一段极其直率的坦露:“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非如此，31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事先不召我谈谈，规劝规劝，在劝而不听再用重刑也不为迟啊！召开八中全会，我既是斗争对象，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呢？！这不叫做打闷棒又叫做什么呢？主席说，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是明白说出只能作检讨不能辩驳。”（郑文翰，2000）
向上级提意见，博古时代可以放言无忌，毛泽东时代却如履薄冰。结果却反过来，博古照样让彭大将军横刀勒马，毛却让彭元帅进驻“挂甲屯”。可见博古尚有一定的民主作风，而毛泽东则有足够的权威唯我独尊。然而，如果这样来评比博古与毛，又是不够的:在对内对外的斗争中，博古都根本不是毛的对手，是毛泽东而不是博古（包括对党内民主问题稍有自觉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领导了革命成功。革命与民主根本就是两回事，向革命党要求民主，是超历史的要求。
7、名实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以军事成功为其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在遵义会议上，他也是通过批评博古等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而首先获得是对军事指挥权的。在紧迫的战争环境中，军队是“实”，政治组织似乎是“名”，毛对博古等人的取代，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但“名”仍很重要，特别是当“名”“实”结合之时。长征路上，有过这样一次危险: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全会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要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彭德怀，1981:204）
张闻天（洛甫）夫人刘英回忆当时情况:“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刘英，1997:78）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第一，张国焘即使兼任总政委也无法染指中央红军。江西时期，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握于总政委之手，毛、周恩来先后据此要津而位于总司令朱德之上，但总政委如果不是军委主席或前委主席，那它的权力就相应减小。毛要让出军权，但又不能是全部军权，总政委一职恰到好处。此时张国焘的实力远为强大，如果让出总书记，那就等于党权、军队等于全交给张国焘了。洛甫不是纯粹书生，他知道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名”；但他毕竟未脱书生气，还不是成熟的中国式政治家，不明白如果这个“名”与四方面的“实”结合起来，那么张国焘就是名实兼具，党和红军都得听命于他了。毛的洞察力在于，张既已在“实”上占了优势，“名 ”就万万不能给他。事实证明了毛的远见卓识: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他就是借助“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的帮助，利用这个“名”，逐步逼张就范。第二，周恩来让出总政委便于毛泽东总揽军权。遵义会议上毛进入中央常委，但红军指挥权仍归中央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只是其“帮助者”。尽管由于周的有意退让毛实际上成为主角，1935年3月4日毛出任前敌政委，3月12日又成立由周、毛、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但周仍然是军委最高领导。出让总政委一职后，周的发言权受到限制。虽然周同时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但不久就病倒。8月19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取代周负责军事工作。摆脱张国焘后的俄界会议上，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毛为政委，周的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职务自然取消。到陕北后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原中革军委），毛为主席，周为副主席，毛泽东的独尊地位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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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世联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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