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问一个为什么”？
1932年，三军团打赣州失利。下一步如何行动，中央局主张向西发展，以期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主张向北发展，与赣东北打成一片。彭支持中央局的意见，以三军团的实力，如果彭支持毛，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事后反省，彭觉得是出于对中央的服从，由此得到的教训是:
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彭德怀，1981:176）
“问一个为什么”不但是党员对党的责任，也是党员的权利。事实上，每个党员都有自己?脑袋，在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在思想上也还是可以持不同看法。所以问题不在问不问，而在问了并发现了疑点以后，党员有什么途径可以把自己的观点有效上达并影响上级决策。根据当时的组织体制和普通党员的素质来看，一个党员即使“问一个为什么”也不可能影响大局。当然，身为主力军团的领导人的彭在决策上是有部分发言权的。彭真正想说的:一个党员即使不能影响上级，但至少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盲目执行。不盲目执行与不执行是不同的，党员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是减少执行的盲目性，而不可能不执行。
通过1930年打武昌的教训，彭已感觉到中央也可能犯错误，
但是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在开始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它不容易了解全盘情况；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严重损失，也只能抵制像打武昌那样的事。如开始就采取对抗，那就会有分裂党的危险。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到现在我还没有肯定明确的观念。（彭德怀，1981:151）
客观的限制使党员很难发现上级的错误（“全局眼光”、“顾全大局”常常是上级为自己的错误所作的最好辩护），即使发现了你又能怎样？革命史上确有明知不对却又只能服从或坚持原则却背上“不顾大局”、“分裂党”这样的悲剧！
官大一级压死人。以1932年的事而论，实际上并无径渭分明的是非之分。三军团向西、一军团向北，两个军团都没有打好，真正的教训是:“像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彭德怀，1981:176）所以很难说一方正确另一方面全错，彭当时服从了中央局，是因为中央局在毛之上；而在《自述》又作检讨，又是因为毛此时是最高领袖，并且在庐山会议上对这一段历史念念不忘。所以可以把彭的这句话补足:一个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但对当时的最高权威（可以是中央局也可以是毛）却很难批评。1953年，彭对薄一波说:“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工作做得不错，遇事又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难免有点毛病，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薄一波，1997:258）“为什么”是可以问的，但你得准备受批评。
这不只是权力崇拜问题，而是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必然要求。彭过于刚直。庐山会议的7月23日，彭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李锐，1999:178）尽管“忍不住”，彭的信也还是“字斟句酌”；尽管已经“字斟句酌”，还是被定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对此，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面对高压和围攻，彭在“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屈服，但在其他问题上，也“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 ”。如果不是这样“配合”，彭的下场会更糟。李锐指出:“9月9日，在北京开完军委扩大会议后，彭也写信给毛泽东:‘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正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反应，他对此感到满意，立即作赞扬批示，通报全党。”（李锐，1999:325）
明知真理在手、正义大胸，却只能腑首贴耳、甘愿挨整，“问一个为什么”岂不是太天真？
相关阅读：
|
作者：
单世联
编辑：
刘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