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早就说过“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革命进程中，“名”其实就是最高权力，谁的的位置最高，谁就有“名”。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全面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彭听到传达后就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对博古等人在江西的一系列政策也非常不满。
此事到1944年1、2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彭德怀，1981:179─180）
四中全会是由莫斯科派来的米夫一手控制召开的，无论多么荒唐，也无论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什么损失，只要有国际支持，它就是合法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听命于莫斯科。事实上，即使延安时代毛已经取得了对党和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后他也仍然需要国际的认可；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应以毛为核心的口信，使王明等人从此一蹶不振，而毛则借此发动对王明的攻击。
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有人提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观点，邓小平立即否认:“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会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邓小平，1994:304）重要的是这两次会议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主持的，谁参加谁不参加取决于他的意愿，他当然可以组织到半数以上的中委。一把手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是合法性之源。
8、两个军团长
毛、彭之间的一个大疙瘩是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他还给彭打电话，要彭出来指挥。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要求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严厉指责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50）彭自信与此无关，就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当场申明，而林彪也没有说明写信的真相。
此事发生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毛的处境是:取得了两个胜利:第二次攻占遵义时击溃王家烈部几个团，次日又歼灭吴奇伟部一个师；也遇到两次失利:攻鲁班场未克，追潘文华师未胜，撤退时受敌侧击。在此关键时候，如果彭、林两个主力军团首长提出不信任，是极可能动摇毛刚刚获得的军事指挥权的。从1935到1959，“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彭德怀，1981:199）毛不会宽恕关键时候对他的不支持，事久不一定明。
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声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时彭不知道。（彭德怀，1981:199）
林彪受毛之托，在庐山对彭也有严厉批评，但早在井冈山时期，林彪就写信给毛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他不会认为给领导写信提意见是什么罪恶；另外林彪在背地里还说批彭是“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范硕:2002:18）至于他为什么在彭受批时说明真相，也许是因当事人面对面，不能不说实话；也许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彭全无瓜葛。无论如何，这在客观上还是使彭得到安慰:总算澄清了20多年的一个误会，这是会议上唯一使彭感到聊以自慰的事。此时毛要和彭算总帐，如果彭自己出来辩解，毛极有可能不相信；有林彪出来讲，才可以把这一灾难性的误会彻底澄清。当彭回忆到庐山这一事情时，对林的“庄严声明”肯定是感激的。另外，作家严文井1997年说:“庐山会议后，整彭黄军事集团，林彪生怕军队里要斗倒一大批人，就授意总政发指示，要刹住反右倾运动。”（陈徒手，2000:163）
会理一事相当复杂。林彪写信、打电话的情况，聂荣臻最了解，会议既批评林彪，聂当然要发言。据杨尚昆回忆，“ 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领导不成，你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同志扯进去了，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彪）打电话时，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 3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杨尚昆，2001:133）这一记忆至少提示三点:第一，林彪写信一事当时虽未讲清，但彭拒绝了林彪的电话当时就是清楚的，彭在此事上与林彪无关因此也是清楚的。几十年后还不放过，实在是成见太深。第二，彭之扯进漩涡，恰恰源自聂荣臻对事件真相的说明。第三，张闻天只因为随三军团行动，就受到牵连，可见毛泽东警惕性之高、想象力之丰富，“总负责”权力之弱、威信之低，而批评林彪、彭德怀的“会理会议”恰恰是由张闻天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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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世联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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