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罪恶”
7月23日毛发出反击令后，彭德怀有一段笔记:“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的后果！！”（薄一波，1997:903）
李锐在《庐山会议真面目》中，也抄录了聂、叶两位劝说之后彭的笔记:“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李锐，1999:209）他还想找毛辩论一次:当前的形势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松对缺点、错误的纠正。
彭已经意识到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只会给党和人民带来危害。意见不被接受，你说他左，他就要批你的右，其结果自然是左上加左。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庐山会议后，又掀起了1960年的“特大跃进”，中国社会经济雪上加霜。彭写信的动机是想纠正极左，如果反“左” 的信刺激了更加的“左”，这不是“罪恶”是什么？
然而，仅仅彭认罪就能避免或减少“罪恶”了吗？薄、李所引的话应当是引自彭的《庐山笔记》，其中有一段:“其实庐山会议上，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蒙蔽着真相，使一生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据我看，你这一闷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型。” 9月9日，彭给毛写信认罪受到毛的欢迎后，彭在接完电话后在座位上长久沉默不语，后来缓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郑文翰，2000)也许彭同时意识到，他的低头也会将加剧党和国家的危机。认罪不认罪都将可能造成恶果。这就是彭的最大痛苦。
薄一波后来说:“人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毛主席当时接受彭德怀同志信中的意见，或者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参考’、‘参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怀同志不写这封信，不犯颜直谏，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彭德怀本人的命运也自会安然无恙。”（薄一波，1997:903）两种假设都根据不足:延安整风建立了绝对权威之后，毛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刘少奇、贺龙、林彪庐山上都是顺着毛的，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彭大将军以犯颜直谏而留下光辉形象，但由于他的努力当时并没有导致政策调整，所以他的光辉更多是他个人的，他的意义在于他的悲剧。很长一段时间，领导人的价值常常是因为他敢于顶风、敢于抗压，而不是他完成了什么建设性的贡献。这不只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和党的悲剧。
11、彭与毛、刘
薄一波介绍，1961年6月12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一反右，就有一个假象。搞下去，就整出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就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分子。一反右倾，“共产风”又出来了，几个“大办”出来了。（薄一波，1997:1075）
但是，毛对彭积怨甚深，不向“县以下”的公开怎么能达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庐山会议之前，毛已意识到大跃进的一些问题，但彭信一出，他激情膨湃，要秀才们准备材料，“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动派。……为此问题要向全世界宣战。”（李锐，1999:393—395）他怎么会担心批彭而强化“共产风”？
毛1961年的认识与刘少奇有关。庐山期间，刘像许多人一样明白彭所说的是大实话，所以曾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另外再发一个反"左"的文件。胡乔木回忆，1961年“从广州回来时，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会议时曾经想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这件事上对我批评得很厉害。”（胡乔木，1994:16）1969年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还专门把刘与彭划在一起，也是基于这些事实。
刘少奇批彭确实是积极的，不但在庐山会议上拍过桌子、要和彭 “算总帐”，而且在1962年，彭的意见得到充分证实、刘也在会上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时，但他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王焰，1998:773）理由有四: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阴谋篡党，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四，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刘的讲话表明，是非别有标准，彭的意见肯定是对的，但他这个人却不能放过。为什么？聂荣臻回忆劝说彭认罪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是敢于向毛提意见的人，准备接班的刘少奇怎能不担心几分？毛代刘少奇把话说明了:“我 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李锐，1999:238）
所以，事实越是证明彭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三国演义》第31回，袁绍出兵打曹操，谋士田丰劝阻无效反被打入囚牢。袁绍兵败后狱吏向田丰报喜:“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但田丰深谙最高领导人的心理:“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矜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袁绍回师后果然即将田丰杀死。彭不是没有文化的人，《三国演义》应当是读过的，但他看得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读得细，所以没有记住田丰的话，他以为既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就可以获得平反，以至于1962年代初还上书“八万言”要求翻案，结果是贺龙受命组成彭德怀专案组，彭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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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世联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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