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怎么叙述“打AB团”
1930年12月12日爆发的“富田事变”源自1930年初针对赣西南党团组织和地方红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捕杀行动──“打AB团”，恐怖引起兵变，兵变被更大的恐怖扑灭后，毛在中央苏区的绝对权威完全确立。
彭德怀不是“打AB团”的急先锋，但三军团也开展了以江西人为主要对象的整肃。在“富田事变”中，彭全力支持毛，以至到1965年，毛也承认:“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彭德怀，1981:289）当然，毛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表达感谢之情，因为就在他和彭这次谈话之时，他正在酝酿最终置彭于死地的“文革”。
考虑到兵变发动者“拥护朱彭黄，打倒XXX（即毛泽东）”的口号，彭对毛的忠诚就无可挑剔了。但彭对“肃AB团”是有自己认识的。1929年春，彭退出井冈山路过赣南的安远县时:
县委杜同志来城汇报情况，谈到他们县委靠砍柴和烧木炭?持生活，很艰苦。我们给了二、三十两鸦片烟（从反动县政府没收来的）和二百元作为党开展工作的经费。他退还二百元，只拿去那点鸦片烟。杜同志说:"砍柴烧炭卖，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现洋留给你们作军费，鸦片烟卖掉之后，买个油钱印机和救济几个死难同志的家属。"他们的艰苦卓绝，真是令人感动工作。后来我在湘赣边和湘鄂赣边苏区，介绍过这个县委的艰苦工作的作风。……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被诬为AB团杀掉。这样惨痛的事，在王明时期不知有多少！（彭德怀，1981:126）
“打AB团”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1930年2月6—9 日，毛主持的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发出“肃反”号令，先是刘士奇、李文林分别领导地方上的“打AB团”。1930年10 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有人“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不打武汉也不打南昌，连打下的长沙都要退出，现在又要退出吉安回到苏区。”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并处决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然后，毛泽东迅速把矛头指向包括李文林在内的赣西南地方党和红20军，先后于1930年12月3日和5日发出《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总前委致李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的信》，指出:“党内地主富农成分现在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来。”执行这一指示的是品德极坏、作风恶劣但善于钻营、得到毛泽东信任的李韶九，他于12月7日到达省行委所在地富田后即滥捕滥杀，（戴向青、罗惠兰，1994:94 —99）由此激起“富田事变”。1931年1月，项英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着手纠正红色恐怖，但不久已取得中央领导权的“王明路线”明确支持毛，又派出以任弼时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取代项英，与毛密切合作掀起了第二次“打AB团”的高潮。1931年7月23日，“红三军团根据中央的决定，对红29军实行整编，取消红20军番号，该军战士分别编入红三军团第7军和红一军团的红4军，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人外，从代军长肖大鹏起均被当作AB团分子加以扣留，进行审判，并予以杀害。连未参加富田事变并奉苏区中央局之命去赣江两岸说服并率领红20军渡过赣江的政委曾炳春也未能幸免。”（陈立明等，1993:190）
毛泽东是两次“打AB团”的主要领导，而“王明路线”支配下的中央在1931年2月20日讨论“富田事变” 时，是支持毛泽东的。彭对此当然是清楚的，仗着他在“富田事变”中对毛的巨大支持，1945年1月，当毛泽东“征求意见”时，彭说: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杨尚昆，2002:136）在几十年后的交代材料中，彭也不可抑制地表达了对捕杀杜同志这样的革命者的“打AB团”的愤慨。然而，他此时正遭受沿“打AB团”思想路线（方式已不再是肉体消灭）下来的极左路线的批判，因此他必须为在上者讳，把“ 打AB团”的责任推到王明路线。然而，对这段历史，毛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投鼠忌器，彭还必须着意加上这样几句:
1942年整风审干运动，毛主席的方针是:大部不捉，一个不杀， 还向被整错了的同志道歉，使这些被整的同志甚为感动。两者对比，毛主席的路线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伟大。（彭德怀，1981:126）
这样，如果对“打AB团”的反感对毛有所刺激的话，那么歌颂延安路线，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尽管这是彭的唯心之论，因为整风审干时的“抢救运动”也很恐怖，只是较少肉体消灭而已，彭对延安时的华北工作会议“操了我四十娘”也耿耿于怀。
复杂性还在于，彭也对毛不开杀戒的一面也有极深印象，1929年红四、五军二次会合后:
在途中某地，没收钟姓地主谷物分给当地贫农。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还是受蒙蔽的群众阻拦分谷，在分谷时，就发生了械斗。四军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即令将拦阻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 在午饭时，毛主席得知此事，当时给乱杀人这件事以严肃的批评。（彭德怀，1981:127）
富田事变时，彭还以此事来说服三军团干部支持毛。既然对毛的这一行为记忆甚深，那么对毛在“打AB团”中的行为就肯定烙印更深，但《自述》没有说到后一方面。
相关阅读：
|
作者：
单世联
编辑：
刘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