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的命运不只属于古朝臣。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一封，申论会议讨论中的未尽之意，对大跃进有所批评。由此招致严厉批判，最终冤死监中。在蒙冤受辱、“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日子里，在专案组一次次的讯问中，彭写了几份简历材料，尤以1962年6月16日写的一封长信（后以“八万言书”著名）最为详尽。1979年彭德怀平反，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些材料编成《彭德怀自述》一书，1981年12月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发行数百万册，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
处于受审查、被批判的境遇，彭的每一句话都会受到严格查证，可以认为，这本书有高度的真实性。由于在毛、彭30多年的共事生涯中，他们的合作与“对立”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对半分，是庐山会议上两个当事人争执的要点之一，因此彭在记忆中对其与毛一致的方面多作突出，并尽量对毛多作颂扬。既要为自己辩护又要维护毛的一贯正确，阶下囚的屈辱也表现在一种刻意的修辞上。“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1、童年
政治家也是有感情的人，但他的感情通常都经过理智的洗礼和权力结构的编排。就此而言，彭德怀不是一个老练的中国式政治家，而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普通人。
彭与毛有一个惊人的相似，这就是早在童年时代，他们的人格就已形成，童年经验在他们一生中都有鲜明印记。
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
正月初一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家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年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柱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彭德怀，1981:2）
童年的经验真是太深刻了。“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童年时代为穷人所受的欺负和困顿而伤心流泪，极盛时期因为农民说话而横遭残害。当然要流泪伤心。
革命最初由边缘知识分子发动，但革命的主力，则是像彭这样的底层农民，他们的阶级意识、政治立场、斗争精神主要源自童年时期就深刻体验过的贫富对立。包括毛在内的革命者的回忆几乎都有这种体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只是赋予他们的意识、情感、行动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整合。彭的特点在于，当一些农民出生的官员已经用这种意识形态代替了原初的农民感情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一般认为，邓发、项英、彭德怀是党内最为艰苦朴素，有清教徒气质的领导人。1939 年年底，邓发从新疆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经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就相当气愤:“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高华，2000:391）同样，1949年4、5月间，彭从西北到北京，发现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毯，还有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就对周恩来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师哲，1995:280）彭确实相信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因此对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惯。但是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却有人责难他的艰苦朴素是“禁欲主义观念”。（薄一波，2002:185）
1959年7月，彭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在大放“卫星”河南境内，看到窗外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的逃难者，情动于中，食之无味。服务员项文芳问他何以吃得这么少，“彭德怀指着站台上的逃荒的人群说:‘你看看他们！我能吃得下去吗？’”（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14）庐山会议结束之际，招待处打来电话，说是为参加会议的首长准备了一些上等云雾茶，是庐山特产，街上买不到。当秘书把上述通知转告彭时，彭立即打断说:“街上买不到为什么不拿到街上去卖？尽搞这种鬼名堂，市场怎么能不紧张！”还要立即打电话给负责会务工作的同志，要他以后不要再搞什么土特产，“这是一种坏风气”。由于秘书婉言劝阻，待罪之身的彭才没有把电话才打出去。（郑文翰，2000）
彭童年时即不爱讲假话（不是招财童子而是讨饭花子），此后也以此赢得荣誉和遭受失败。他不喜欢的“洋顾问”李德也说:“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自从1928年带着?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这并不是说，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耗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李德，1980:81）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说真话的权利，即使像彭这样的“大官”，讲真话、批评也有是有条件的。对他知之甚深的黄克诚就说:“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黄克诚，1994:262）党内唯一能管得住他的毛对他猜忌极深，曾对他说:老总，咱们定个君子协定，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彭如此动情地回忆童年说明他还保留着常人之情，这也是政治家的大忌。党内斗争的另一个失败者瞿秋白也和彭差不多，1924年1月8日，瞿在给恋人的信中说:“我不知怎的，近来又很能动情的，很真挚地想着我的父亲，想着我已死的母亲，甚至我六、七岁时看见过的外祖母，我已经又能很悲酸的为他们堕泪。”（梦花，1996:128）相反，毛在向斯诺谈到自己的童年时，津津乐道的只是当年与父亲斗争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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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世联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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