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 48 年后的 1986 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已经 93 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统区有鲜明的区别。这都给梁漱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 1950 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做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承认了毛泽东的认识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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