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大批响应“整风”号召，在一系列“鸣放”座谈会上或多或少提出意见的知识分子被“瓮中捉鳖”。“五日一小批，十日一大批，一年下来，竟挖出了55万右派分子。”然而，亦有少数依照当时的“情理”难逃“右派”罪名的人士，在那场运动中“平安无事，无恙无灾”。本文追忆和分析了这些“漏网之鱼”当年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种种原因。

反右运动爆发前，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说黄炎培、胡子婴等已从外地考察回来，怕他们在“鸣放”时出现问题，于是赶紧让孙起孟给他们打一个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讲话。黄炎培有幸被打过 “招呼”，其子黄万里却被划为 “右派分子”。毛泽东认为是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的过错，厉声对他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

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时信手拈来点了几个人的名字，他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在反右运动中，最不可思议的是，早被毛泽东教训 “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冯友兰先生，在1957年刚开始就提出一个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抽象继承法”。无疑，揆以常情，谓其为右派言论已足够。然而，他竟躲过了此劫。

1957年反右运动的关口，冯友兰正在出访东欧途中。待他回国，已是汹汹之势。后来他听人讲，当年他提出所谓的“抽象继承法”，中共内部的人认为他和贺麟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只是毛泽东听了，叫他们不要这样说。

在“鸣放”最热闹的时候，如梁漱溟、俞平伯等都曾接到过有关方面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的通知。不过，梁漱溟早在1953年已和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吵过一架，俞平伯则因《红楼梦》研究被批判过。或许有人以为他们会借此吐吐怨气，谁知他们两人都不肯参加会议，动员者无奈，只好作罢。两人于是逃过一劫。

还有一位，即 “死老虎”沈从文。1957年4月，《文汇报》记者上门采访沈从文，当时还表示要代他“鸣不平”——即开国之初他被郭沫若骂了一顿之后逐渐从文坛上消失的 “不平”。然而沈从文却表示：“改行是自己决定的，有什么不平？”不久，北大新闻系的学生也上门来采访，沈从文却更加不悦了——他在介绍信上看到自己竟然与旧派小说家陈慎言、京剧演员“小翠花”并列在一起，自尊心受到打击，拒绝了采访。两次拒绝采访，少了多少“故事”！说到自然科学家，整个反右运动中最让人难以猜测的是化学家傅鹰，他是最应该成为右派的人，却有幸没有入“籍”。傅鹰是北大化学系教授、院士，也是一位爱国的科学家，当年他激动于人民解放军毅然还击英国军舰的挑衅而从美国回来。他是一位性格鲜明、语言率真的人，看到、听到了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要说出来，甚至是“我抗议”。然而他的这些言论被毛泽东看到了，毛对傅鹰的这些尖锐意见作了两次评价，于是傅鹰得以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

毛泽东的两次表态，一是1957年5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其中有：“……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另一次是毛泽东在此前一天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文中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傅鹰说过哪些“尖锐的”“批评”？时为中宣部文艺处干部的黎之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想，如果能把这个发言公开印发，会少划好多右派。”（据《新闻午报》散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