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称赞说，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是国家银行的特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均发行过纸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白区的杂币也在中央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方面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要适应根据地商品流通的规模，准备工作要比筹建银行机构困难得多。另外，发行货币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

经过调查了解，毛泽民找到汀州城里的一家印刷社。那里的人告诉他，汀州有一位叫黄亚光的人，能写会画，也许能搞票子。

听说要设计苏区钞票，这下可把黄亚光难住了。当时，根据地连最起码的绘图工具都买不到。后来，还是毛泽民托人从上海买来两脚规、鸭舌笔以及刻制石印模的工具。毛泽民还与黄亚光商量苏区纸币的防伪问题。黄亚光说：“技术上搞准确一些，再做上暗记，造假就困难了。”经过精心构思，象征苏区军民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努力建设新世界的图案跃然纸上。

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有1元、5角、2角、1角、5分，五种票面。1元票正面为紫红色，横楣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票面中央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头像，票面下方的两边，分别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国家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的签字。

在发行纸币的同时，国家银行也开始酝酿制造银币。

一天，毛泽民拿着两张银币图样，来到造币厂。厂长谢里仁仔细看过图样后，激动地说：“这回可好了，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自己的银币了！以后再也不用铸什么‘大头洋’、‘小头洋’了。”

毛泽民诙谐地一笑：“银币要铸，银洋也要铸，银币只能在苏区流通，我们还要到白区去买东西嘛！”

在旧中国，由于封建割据，币制尚未完全统一。金银本身都是硬通货。按理说，用金银加工出价值等量、尺寸规范的硬币，在各地都能通用。

漳州战役期间，红军在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套铸币机。中央造币厂成立后，很快投入机械化生产。制造银币的原料都是打土豪得来的银器、手饰，经过配料、熔炉、出坯、过秤、印花、挂边、洗药等多道工序加工成硬币。这台铸币机，本来只能铸银币，经过改装后，也能铸造银洋。当时，墨西哥鹰洋在中国南部、中部各省流通非常广泛，几乎成为主币。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来一台墨西哥鹰洋铸币机。这就大大方便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1933年初，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央苏区推行后，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一方面贸然取消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的主要财源，一方面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强调打“正规战”、“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还盲目扩大红军，命令国家银行“开足马力”多印票子，支援战争。缺乏财政支持，滥印票子，必然导致国家银行银币券贬值。而苏区内外的反动派也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毛泽民虽然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滥印票子的做法，但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必须尽其所能，维护苏区货币的信誉。

1934年初，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为此，毛泽民亲临前线筹集物资，还请外贸总局组织货源。回到瑞金后，他指示金库拿出现洋，按1元苏区纸币兑1元现洋的比价，进行公开兑换。告示贴出后，群众排着长队，争相抢兑。两天过去了，眼看着银行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都很担心，几次请示毛泽民，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却态度坚决地说：“现在群众挟币势头正高，不能停兑！”三天后，外贸总局从白区搞来一大批百货。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急需物品。一些暂时没有购买愿望的群众也来兑换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毛泽民身为国家银行行长，管钱管物，权限很大。但他从来不搞特殊，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也不乱批条子报销一分钱。即便大哥毛泽东来银行视察工作，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也是按照普通的伙食标准，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就给他提意见说：“毛行长，按家庭论，毛泽东同志是你的哥哥。可在中央苏区，他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动用公家几个钱招待一下，是理所应该的。”毛泽民回答说：“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邓子恢十分钦佩毛泽民的理财能力，他曾回忆说：“毛主席要我当财政部长，泽民当国家银行行长。他搞银行工作很出色。他到苏区以后，根据主席统一财政的指示，把货币统一起来，市场货币流通一律用国家银行券和铜板，国民党的货币一律不准用，打土豪缴的款和政府收的税一律交银行存，由银行开给收据……银行的钱不能随便用，须经财政部批准。这样一来，货币金融统一了，财政也就随之统一。这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