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

1925年秋天，毛泽民随毛泽东去了广州，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然而，开课仅37天，毛泽民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奉命去上海，担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某印刷厂的老板。他脱掉了土布短装和布鞋，身穿长衫马褂，时而又西装革履，出入报馆、书店和发行所，潇洒大度，侃侃而谈，俨然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

在毛泽民到上海之前，党的发行工作一直是由瞿秋白领导下的上海书店负责。最初，上海书店发行《向导》周刊，印数虽有3000份，发行量却只有1000多份。上海书店还接收了新青年杂志社的所有存书和各省代售处的欠款，背负了一批坏账。

毛泽民接手发行部工作时，主要负责发行《向导》周刊，零散的书刊均由上海书店发行。《向导》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机关刊物。毛泽民接手发行工作时，接收的资本仅有72元3角8厘。发行部的一切经费全靠自身收入开支。那时，《向导》周刊每月都要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三个报刊上刊登广告，广告费需要支付72元。中央除拨给60元广告费外，其余一概不管。

出版发行工作对于毛泽民来说，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凭着一往无前的开创精神，毛泽民不断摸索印刷发行的经验，掌握其中的规律，还结识了许多业内朋友，很快就担负起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当时，上海书店是中央出版发行部公开的发行机构，但店址较偏僻。为方便广大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又在培德里建立起一套秘密印刷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及发行。

安排好上海的工作后，毛泽民又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建立和扩大革命书刊的分销渠道。随着大革命的蓬勃开展，分销处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4地，发展到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在香港、巴黎和柏林也设有代售处。以至，书刊尚未印刷，就收到上千元的预约款。毛泽民将这些预约款作为资本，使发行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到1926年底，即毛泽民到任一年时间，出版发行部进行内部结算时，已经盈利1.5万余元。1927年初，中央会计处派人到发行部进行核查，结论是财、物两清。

1926年7月，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久，毛泽民奉命赴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创办汉口长江书店。同时，他频繁穿梭于上海和武汉之间，解决书源，调运书刊。革命的出版物如同北伐狂飙中的号角。1927年初，当革命形势向宁、沪、杭地区迅猛发展时，各种书报的销量迅速增加，仅《向导》周刊一期的发行量就有8万份，《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之内即在全国销售了3万余本。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民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1927年11月初，党中央紧急调他回上海，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然而，摆在毛泽民面前的却是令人十分骇异的窘境。他离开发行部时移交的书款、存书和账目遗失殆尽。他又是两手空空，一切从头做起。

毛泽民从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着手，逐步理清头绪，迅速打开局面。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层层检查，他用了很多心思，指示印刷厂给革命刊物装订上假封面，什么《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等，有时还用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来迷惑敌人。从而保证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和革命书籍源源不断地转送到读者手中。

当年，位于派克路的协盛印刷所是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毛泽民兼任协盛印刷所的负责人。

1929年夏天的一个上午，20多个巡捕房的密探――“包打听”突然闯进协盛印刷所。当他们发现车间里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时，便立刻封锁了弄堂口，对印刷所进行大搜查。

“包打听”拿着几张刚刚印出的传单，恶狠狠地质问毛泽民。

毛泽民镇静地回答说：“我是商人，不懂什么共产党！人家给的价钱大，又是现金，我为什么不干？我得养活厂里的几十个工人呢！”

领头的“包打听”不容分说，将全体工人集中关押在一个车间里，又令人给毛泽民戴上手铐，秘密押到一家旅馆里。

当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得知毛泽民被捕的消息后，紧急部署营救工作。他批准可用3000元至5000元，保全数十位工人和价值1万余元资本的印刷所。但经过毛泽民在旅馆里与“包打听”软硬兼施的“谈判”，只付了800元，就化解了这场危机。

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去天津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没过多久，协盛印刷所的全部机器设备连同那位杨老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海滩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