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曾视为清帝黑契丹皇帝 顺治帝被称作红色汉人

钟焓将清帝国及其灭亡之后中国的去向问题譬喻为“公寓-房间”的关系。这就好比说，在东亚存在着一间公寓，里面有若干间房屋。公寓有一位主人，各个房间也有各自的住户，平时各个住户都听从公寓主人的管辖。但是公寓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尤其是汉人居住的房间与其他几个族群居住的房间之间，实际上是隔绝性大于交流性。在某个时间点，这间公寓的主人寿终正寝，按照新清史的观点，理想化或者逻辑化的结果就是各个房间的住户就应该自立门户，而不是再选一个新的主人进行管辖。新清史拷问的是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究竟该如何转型的问题，而其“从一到多”的分析带有强烈的政治导向性，从而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对于边疆地区主权诉求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如果要选一个最能凸显新清史研究特点的关键词，很多人可能会倾向于“反汉化”、“满洲性”、“内亚性”等词汇。然而在钟焓看来，“同君联合体”最能反映新清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中国学者使用“清朝”一词，首先就意味着中国学者把清朝“中国化”，将清朝视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长期以来，中国学界都将清朝定性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折射出一种单一制国家的定位，由此规范了清朝君主的个人形象——他是单一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并且强调在君主领导下的官僚机器在国家中的维系和联结作用。

然而在新清史看来，清朝实际上是一个“星座型国家”，折射出一种复合制国家的定位。二者的区别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就国体而言，单一制国家注重国家上下层之间垂直的、纵向的联系，强调的是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而“同君联合体”国家则注重国家各个部分之间横向的联盟，国家内部各部分保留有更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第二，在国土性质方面，在单一制国家的话语体系中，汉满蒙回藏都是清帝国的直属领土，而新清史将清朝统治的广大地域定义为“受保护地”。如柯娇燕于2008年在法国《年鉴》上发表文章称，清朝实际上的直属领土只有东北亚，其余地域都是“受保护地”，对清朝的领土作了二元区分。

第三，延伸到国际法方面，中国学者主张汉满蒙回藏都是清朝的直属领土，因而清朝对这些地区的管辖都可以归入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范畴。但在新清史看来，清朝对“受保护地”的管辖不是一种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管辖，而是一种宗主权意义上的统治。尤其是在西藏和回部（天山南北），其内部完全是一种独立的状态。在帝国解体之后，这些地区就应该脱离宗主权，自主独立。新清史由“同君联合体”概念引发出的论述重点，便是过度强调君主权力的高度象征性与符号化，突出表现在清朝帝王的“共主”性、多语种的“合璧”与复数化的首都等方面。

钟焓认为，新清史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升级版。“同君联合体”概念在学术实践中表现出与“中国意识”的相克，两者很难相容。从“同君联合体”推衍出的历史认知，必然是清朝与中国的不重合性。按照新清史的观点，“中国”只是清帝国治理下的一个区域，与“中国”并列的还有满蒙回藏四大边疆。通过强调清朝统治下所谓“中国”空间的相对性，新清史否认清朝与“中国”的合一性，与中国学界的认知存在根本的差别。

海外华裔学者最早对“同君联合体”概念提出反论。赵刚等人引用《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边界条约满文本和图里琛《异域录》满文本等文献证据，论证了“中国意识”的存在。对此，柯娇燕再次作出反驳，然而她的反驳却是建立在以《异域录》中的满文套语“menidulimbaigurun”（我们中国）的错误理解基础之上的。她将可以单独用作主语或宾语的代名词“meni”理解为属格/所有格结构，完全将“中国”地理化，违背了满文“meni”的真正语言属性。

钟焓引用日本学者今西春秋的译文以及《异域录》中的具体内容，认为柯娇燕对赵刚观点的再反驳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从《恰克图条约》满蒙文本和《理藩院则例》相应文本中对“蒙古”和“中国”关系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实际上是能够包括满蒙回藏四大边疆的。因此，清朝不仅接受了“中国意识”，而且努力将之推及到蒙古地区。

“汉化论”来自何方

钟焓认为，在整个新清史的论述体系中，“反汉化论”只是用来开启连锁效应的第一张骨牌，而其试图推翻的最后一张骨牌，则是对1911年以后中国对边疆地区的主权诉求提出挑战。“反汉化论”并不像“同君联合体”那样作为核心概念，新清史对其的着力强调主要是为了论证“中国民族主义”的某种“政治不确定性”。

但实际上，最早系统提出汉化论的并不是中国学者，而是17世纪以来的来华传教士和19-20世纪之交俄国的民族学家。早在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李明在给本国红衣主教的书信中，明确表示鞑靼人（满人）几乎都因汉化而战斗力不强。18世纪中期，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在寄回法国的书信中说道：满洲人能改变汉人的仅仅只是衣着方式和剃发。他还特别注意到满人只讲汉语的现象。虽然这一观点不免偏颇，但至少反映了北京地区的某些情况。巴多明认为，这符合了中国历史上常见的规律，即外来的征服者最终会被被征服者（汉人）所同化。19世纪40年代，古伯察基本上重复了巴多明的观点，而且还把汉化的地域延伸到了东北地区。虽然传教士的论述带有个人观察的性质，但本质上与学术话语的表达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