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无实的“空壳”总统李宗仁何敢要价“划江而治”

16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

会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但在“解放军过江”这一关键问题上，李宗仁仍是举棋不定。

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同黄绍竑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李宗仁坐在一旁，听由双方争吵，一言未发。他心里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会同军方发生冲突。仍在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只要一句话，就会把他轰下台，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则是自食其言，失信于民。退一步说，即使他批准代表团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也不能保证贯彻实施。

思前想后，李宗仁还是不敢接纳和议，只得将签字权推给了“和谈指导委员会”。同时，为了免受蒋介石迫害，他又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这实际上等于拒绝签署和平协定。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可见，李宗仁当时的苦闷与无耐。

20日，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北平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声明不同意签字。

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

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乘专机飞往桂林。

此时此刻，李宗仁心情凄凉无比，“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比……”

当晚，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

在桂林，李宗仁召集广西军政首脑商讨时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因此，纷纷建议李宗仁在广西与中共言和，实现局部的和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更是语重心长地规劝李宗仁：“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

李宗仁内心十分矛盾，自觉国民党在“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却又依旧坚持“不成功则成仁”，想做“断头将军”。于是，李宗仁断然拒绝了与中共再度和谈的建议。

不久，白崇禧、李品仙等人也来到桂林，一致反对与中共和谈。白崇禧更是声色俱厉，大骂这些人是投降论者。

在何应钦、阎锡山等人软硬兼施下，李宗仁于5月7日南飞广州，决心“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21日，李宗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反共到底”。

然而此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如疾风扫落叶。上海解放，长沙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通往广州的大门已经打开。

在国民党政府风声鹤唳、大厦将倾的岌岌可危关头，蒋介石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准备第三次“复出”。李宗仁日感孤掌难鸣，决意同蒋介石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6月13日，中华北路广州市政府的迎宾馆，时为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与白崇禧派人把刚由北平来到香港的原桂系首领刘斐请来面谈。三人从早上一直谈到深夜。

此时，刘斐已决心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便力劝李宗仁、白崇禧二人不要再执迷不悟，赶快走和平起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