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毛泽东为什么频繁为曹操翻案？

众所周知，1957年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反右运动。“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历史事实是：1957年确有极少数右派，他们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形成了一种声势。当时，我们党同少数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集中在三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认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3页）

的确，在右派杀气腾腾的进攻面前，如果不加以反击，社会主义中国即使不出现政权颠覆的情况，也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混乱。毛泽东当时是这样估计反右斗争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的反右，只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毛泽东不限于认识反右派斗争的近期意义，他的目光放得更远。他从对匈牙利事件及中国当时政治状况两方面的分析中，看到了反右派斗争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远和巨大利益。他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此次反右派，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认识，是毛泽东在此前没有认识到而在匈牙利事件及反右派斗争中新悟出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悟出这个道理，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进了一步，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长远利益。他在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时就说：“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到1958年，反右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毛泽东决定：全党全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显然，毛泽东认为，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搞建设了。

但是，一方面，反右派斗争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即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共产党想要平静下来搞建设，国内外敌对势力却要大做文章。在国外，帝国主义借我党反右之事，恶毒攻击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苏联对我国反右斗争也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攻击毛泽东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共产党的政策是独裁、专制，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1957年10月10日国民党召开的“八大”通过的由蒋介石提议的《对大陆反共革命发展中本党任务之决议案》、《中国国民革命现阶段党务工作纲领》以及此后不久（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的《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问题》中，不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上述谩骂，而且把中共反右，当作他们反攻大陆的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蒋介石集团还借此后我国发生的一些事件连续作文章。1959年他们看到我国大跃进中发生失误，党内也出现意见分岐，以及西藏发生叛乱，便积极“策进”“反攻”大陆。1959年5月国民党“八大”二中会议上通过的《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策进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光复大陆政治行动纲领》等文件中，特别强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反攻”大陆的问题。蒋介石还于当年3月26日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并且在9月29日“接见”西藏叛乱代表时，高唱所谓“自由”的调子。在香港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攻击，其中过去与中共合作过的一些人士也对我党颇有微词。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些人也对反右斗争有看法。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十分注意。在反右斗争结束后的1958年、1959年，他多次谈到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1958年2月，他在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写批语时，再次强调了反右斗争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意义。同年3月19日，他把匈牙利事件、反冒进事件，与反右斗争联系起来谈道，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帆风顺的。此后不久，他在一则批语中又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自由之间是不能调和的，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不能妥协。”他在1958年指导大跃进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中国，要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一要有物质条件，二要有精神条件。物质条件要通过大跃进来创造，而精神条件的创造，除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外，很重要的一条，是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观点，是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兴无灭资”，并且在他设想的人民公社和后来设想的“五七干校”中要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功能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对国内外反动派攻击我党反右斗争是搞“专制”、“独裁”、“镇压民主”的谰言，予以坚决回击。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又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事件。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不仅批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而且把批判彭德怀与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他说：“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05页）实际上，当时毛泽东是把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末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