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海军间谍发回最“经典”的情报

这期间，日本政府也在抓紧对吉川的营救工作。日美交战后，美方立即下令将日本驻美使领馆的全部人员驱逐出境。野村大使以强硬的态度坚持，若美方不将使领馆的人员全部交还，决不开船离境。美方考虑到如果继续扣留喜多、森村正一行，势必会招惹日本人的报复——以同样的手段，扣留美国驻日使领馆人员。四个月后，美方决定让他们随日本的大部人马一起遣返日本。一路上，美方的安保工作十分细致，日本人的行李也无劳自己搬运。1942年8月15日，他们在纽约港登上“格里普斯霍姆”号轮船，看押日本人达半年之久的国民警备队中，有不少队员挥手向他们告别……

吉川一方面为美利坚民族在这个创痛巨深的时候，仍然对敌方外交人员保持如此典雅、公正的态度而由衷地折服；一方面，他又如芒在背，几乎无时不察觉这个民族对于日本的巨大仇恨，并为之惴惴不安——路经哪个城市，走过哪条街道，在大批军警的封锁队伍后，总是万头攒动，市民们以异样的目光，盯着这一行默然无声走着的男女老少，不时听到“日本佬，日本佬”的嘁喳声，犹如滚圆的炒豆从其暗红的心锅里迸溅……

而且，几次到下榻的旅馆用餐，拿起菜单一看，上面都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勿忘珍珠港！”草草吃完饭，想喝一杯咖啡，拿起装有砂糖的纸袋，上面也印有“战争期间请节制用糖”。一个据说是自由惯了且在砂糖消费量上居世界首位的美国，百姓们却能如此自我约束，彼此影响，以集中一切物力、资源打击敌人，使他的脚下也隐隐发虚……

珍珠港事件，不但使美国人民同仇敌忾，也让美国的情报部门有如一头遭到寻衅的雄狮发出了惊天怒吼。1941年底，为第一次派遣特工打入敌国，分成77个小组的美国人集中到华盛顿郊外，受训并接受挑选。每个人都是自愿参加，其中有大学教授、公司老板，有不久前还在日内瓦和牛津读书的驻外大使们的儿子，也有在珍珠港失去了性命的士兵的母亲……3个月后，共挑选出22名。开班之前，情报部门的首脑训话说：

一般美国人都习惯于按游戏规则办事，但是这场战争并不是游戏。没有特工是英雄或运动员，因为这样的特工肯定不会活下来。你们必须学会杀戮、欺骗、抢劫或者撒谎，你们将要学到的一切都是为完成任务。公平竞争？从珍珠港遭日本人袭击后，那已经过时了。那些体面和诚实的年代，都忘了吧，或者装到你们的口袋里，因为日本人已经忘了！好运该是美国人的了……

好运真的开始降临到美国人头上。

吉川一行人回到日本之前，在中途岛之战——美国海军舰队，尤其是在珍珠港幸免于难的几艘航空母舰，已让日本海军遭遇沉重打击，本已抵达夏威夷群岛的日本海军主力，只能退缩回南太平洋海域。吉川因功勋卓著，被晋升为大尉。他却无心再干情报工作了。如同一只受伤的小鸟，在一片严霜中寻找行将枯萎的草木，予自己以些微的温暖，他选择了在军令部做一名普通技工。

日本战败后，海军军令部第三部五课全体成员，显然因为珍珠港事件，仍让美国人耿耿于怀，均作为战犯遭到拘捕。首席课员、日后写出《情报战》的实松让大佐，被判20年徒刑，次席课员与仓中佐被判了15年。课长竹内馨少将和吉川猛夫，在要拘捕他们的前一天得以逃亡。吉川遁入深山，自称碧舟居士，历访各地禅寺，或沿门托钵，或寄居古刹，打扫山门，坐禅采薪。五六年来，过的都是惨淡日子。有一次，他从京都夜半潜回松山老家，获知第三部以前的同事大都已锒铛入狱，警察也来他家数次扑门，仍在寻觅他的行踪，吓得他关在屋里一个白天，半夜又悄悄逃走了……

直到1951年9月，同盟国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宣布不再追究一切逃匿战犯，已经结婚的吉川才从流亡的国东半岛回到松山市，从此经销汽油为生。

不久，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历史研究室主任普兰戈博士辗转找到了他。普兰戈是位海洋战史学家，原在大学里做教授，为了研究太平洋战史来到日本。由于日本海军在投降前烧毁了所有资料，普兰戈将其研究重点，集中到开战初期的珍珠港作战上。为此，他奔波于列岛各地，尽量找到参加过这一海战至今还活着的日本官兵，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况。其中有当时的军令部第一部（即作战部）部长富冈定俊大佐，袭击珍珠港时的飞行部队总指挥渊田中佐，第一航空舰队参谋源田实中佐等重要人物；还有“赤城号”航空母舰上的八名普通水兵……此外，他还以GHQ的权力，对战时外务省的来往电报进行了调查。

通过广泛查询，普兰戈博士的脑子里闪出两个疑问：日本为什么把开战日期定在了12月7日？美军舰艇停泊在珍珠港最多的日子，日军是怎么预先知道的？使他更为疑惑的是：从以后破译的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发给外务省的电报来看，其中大量军事情报多抓住了美军的要害，这可不是如外界所想——由一般日裔居民充当间谍就能解决的。例如，关于战列舰的排列、当地气象、防潜网的位置、舰队的行动、停泊地点，以及“对这些地点进行奇袭，成功是十拿九稳的”有关建议……

由此，普兰戈博士断定，当时在夏威夷肯定有日本专业情报人员的猖獗活动。按此思路，他从各方面进行调查，最后通过一位前日本海军军官，了解到当时吉川猛夫曾在夏威夷呆了9个月，并查明了他的住址，这才让吉川“出土”。

于是，吉川被请到了东京帝国饭店，整整一个星期里，他一边喝着可口可乐和威士忌，一边回答着普兰戈的提问。为鼓励他倾囊而出，博士称回国后自己要就此写一本书，这本书卖火了后，一定要送给他一笔特别酬金。吉川的想法则是，与其说是帮助普兰戈写书，不如说借此机会，将自己知道的有关战争的一部分真实情况谈出来。日本当然应该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美国人认识日本人的执著、顽强、行事有板有眼的性格。倘若美国人不能理解这点，一味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地服从，战后日美两国将难以和平共处。

不知怎的，普兰戈博士要写的这本书一直没有动静。吉川猛夫的真正“出土”，是在1960年。这一年，一些杂志社、报社和广播电台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听到风声，都跑来找他，请他写回忆录。同年夏季，驻东京美国大使馆武官室给他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去大使馆一趟，称有事相商。原来是请吉川为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学生写一篇有关珍珠港事件的文章，以便登载在美国海军的权威杂志《Navelinstitute》（《海军学会》）上。这篇回忆录发表在1960年12月号《Navelinstitute》，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次年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联合，计划拍一部他的传记影片，当年恰好是珍珠港事件20周年。给的酬金虽不高，但想到能借此机会，再次踏上梦中天堂般的夏威夷，吉川还是有说不出的激动。他内心里翻腾着两个愿望：

一是在恩仇皆已泯灭的20年后，他要去日、美两国阵亡者的灵前，为他们祈祷。

二是想出面证明，居住在夏威夷的十余万日裔居民对美国是忠诚的，与FBI曾估计他们中至少有数百人“吃里扒外”相反，当年日本在此频繁的情报活动，全系海军情报人员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