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研制后期钱三强因有“敌特”嫌疑而“靠边站”

核心提示：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的紧张气氛下，在意识形态至上和极端强调保密的时代背景下，像钱三强这样因工作需要曾经频繁出使苏联，与苏联科学界有极深交往的人，是很容易遭到怀疑的——要害、绝密部门在当时绝不容许有“敌特”嫌疑的人存在。事实上，这也正是让他远离核武器研制任务的主要借口。

钱三强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黄庆桥，原题为：原子弹研制后期，钱三强为何“靠边站”？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在3月上旬的一次讲话中，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在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只公开提到三个科学家的名字，钱三强便是其中之一。可见，钱三强在小平同志心目中的地位。的确，作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创建者、组织者、领导者，钱三强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腾空而起，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从中国原子弹工程尚未成功的1962年夏天开始，钱三强这个“中国原子弹之父”就逐渐“靠边站”了。

广州会议成为人生拐点

在那个特殊年代，科学家的命运总是随着政治的变化而起伏，这在钱三强的身上就表现的非常典型。钱三强因政治上靠近党而“少年得志”，中国科学院甫一成立，便担任计划局局长、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54年，钱三强入党，他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入党的高级“海归”科学家。1956年，43岁的钱三强荣任二机部副部长，主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工作。在当时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中，他与钱学森是最为耀眼的明星。1957年的“反右”运动，才使一路坦途的钱三强开始认识到政治运动的厉害，不过，他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因为“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值中国原子弹工程的起步阶段，千头万绪，抓科研搞建设离不开钱三强，因此钱三强受到的冲击较少。

拐点发端于1962年的广州会议。1962年2月15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通称“广州会议”），这是继1956年初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的又一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本来是讨论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总结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经验。很巧的是，此次会议的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刚刚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动员大家发扬民主，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讲出来。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大会上的这种做法极大地影响了参加广州会议的科学家，毕竟从1957年开始，科学家们对“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很不满，大家都想借这次会议的机会把心里的憋屈说出来。聂荣臻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并顺应了这种呼声，他一方面延长会期，让科学家们把怨气都讲出来；另一方面又请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来讲话，给知识分子鼓劲。陈毅在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周恩来则在讲话中明确宣布“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领导人在会上的这些言行让参加会议的科学家激动不已，倍感鼓舞。

钱三强是与会科学家之一。在思想上，他是非常认同广州会议的精神的。因此，参加完广州会议回到北京后，钱三强就成为广州会议精神的积极宣传者。那么，广州会议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呢？

广州会议的主要任务本来是讨论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但随着会议议程的延长和议题的扩展，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的讲话，也都鲜明地指向了这一问题，尤其是周恩来关于“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的论断——其实也就是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点，无疑成为本次会议的灵魂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3月24日，钱三强向原子能研究所全体干部传达“广州会议”精神，“主要传达周恩来、陈毅和聂荣臻的讲话，并且讲了自己参加会议和听了几位领导人讲话的体会，说到当时听完讲话后，感情激动，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