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究竟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

这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动机。奥国学派的米赛斯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来自产品市场价格与成本的差距。企业家为追求利润就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追求利润既是企业家内在的动力，又是外在的压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和企业都消失了。企业全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不以利润为目标，有了利润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亏损了也有政府的“父爱主义”保护，而且，国营企业的领导都是行政官员。这种体制下，企业哪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呢？而且，与计划密不可分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压抑了新思想的产生。标新立异会引来杀身之祸，循规蹈矩才能生存下去。这种制度抑制了新思想和技术创新。所以，尽管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也是只有肤浅的“知”，而没有现实的“行”。

当然，要说在苏联斯大林模式下没有技术创新，也并不准确。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的军用技术和空间技术，与美国不相上下。为什么这种技术创新没有体现在国民经济中呢？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问题了：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强国。苏联的目标是使自己在军事与空间技术上足以与美国对抗，并不惜以举国之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计划经济体制下，想要集中人力与物力来为这一目标服务，还是没问题的，毕竟苏联资源丰富，人杰地灵。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必然放弃其他目标。所以尽管苏联在军事及空间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但这与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关系，相应的技术也并没有运用到国民经济中。而且，把资源应用于这方面，必然减少了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苏联的经济停滞，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根源正在于此。在某一时期内，人民为强国作一点牺牲是可以的，但要长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满，社会难以稳定。苏联崩溃的深层次根源正在于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强国而不富民，最终国家是无法真正强大的。

为强国而富民，如果人人贫穷，生活不易，这倒还不会引发太大的问题，但苏联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民贫穷，而少数特权阶层却过着比西方资产阶级还腐化的生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勃列日涅夫正是这个特权阶层的缔造者和代表。

说勃列日涅夫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这是《勃列日涅夫18年》作者的看法，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赞同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中的观点，只要是这种计划经济和独裁的制度，就必然有特权阶层，即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而且，一旦这种制度建立，这个特权阶层就产生了。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初期，列宁是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的，当时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特权阶层的出现。但斯大林掌权后，为了维护独裁的体制，他有意扶植了一个特权阶层，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个人迷信既是斯大林的爱好，也是这个特权阶层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创造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个性，而在于这种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特权阶层。没有这个特权阶层，斯大林得不到支持。他的个性如何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任何时候，专制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造就特权阶层是维护这种专制制度的需要。

计划经济也为这种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苏联的公有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真正的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都是掌握政权的人，因为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在苏联，这种代表又不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这样，全民所有就变成了特权阶层所有。中国批判苏联的“九评”中曾经正确提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公有制度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其实不仅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此，这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如此。统治者先有权力，再成为真正的所有者，特权阶层就产生了。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有了权才能有钱”。

勃列日涅夫不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仅仅是这个阶层的扩大和强化者，他也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也不信马克思主义，尽管讲话中通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实际上考虑的还是如何巩固一己统治地位。他依靠的主要是过去的手下，即《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的“第聂伯罗集团”。他们早已把马克思主义抛到脑后，一切以小集团的利益为导向。勃列日涅夫无原则地宽容属于自己小集团的人，排斥集团之外的人，波德戈尔内、柯内金就是被他排挤出领导集体的。谋取政治地位还是为了经济利益。勃列日涅夫本人就热衷于名车、别墅和打猎，为子女亲属谋取利益，他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名声甚坏的“太子党”。有了这类榜样，当然上行下效，不用说这个小集团的人，即使没有进入这个小集团的官员也要以权谋私。“九评”中把他们称作官僚资产阶级，还是相当有道理的，今天看来也不为过。

这样一个特权阶级形成后，他们与广大人民的清贫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这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换言之，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在专制和舆论控制之下，这种来自人民的不满就形成了异见者。异见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产生是有社会根据的。如果当权者能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做出改进，他们也形不成气候。但勃列日涅夫采取强硬的手段，不是抓进监牢、送去劳改或精神病院，就是赶出国。但这样一来，产生异见的基础不但没有消除，还在加深，最终成为推翻苏联旧体制的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