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忆：“文革”中毛泽东最重要的底线是什么

核心提示：“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底线。当毛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第04期，作者：阎长贵，原题为：《我所知道的关锋(上)》，本文系节选

关锋在“文革”期间活动时间不长，他和王力在1967年8月30日就被打倒了。关（和王）被打倒是“咎由自取”，还是“舍卒保车”、“挥泪斩马谡”？让我们看看关（以及王）究竟是怎样被打倒、为什么被打倒的。

关锋被打倒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他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搞乱了军队。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67年“七二”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很多群众不满、抵制和反对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但被定性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00多万人参加的欢迎他们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社会上，铺天盖地传播开来。

“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时达到了顶峰。

其中《红旗》杂志（半月刊，“文革”中不定期出刊——编者按）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1967年7月，毛要随其南巡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回京参加建军40周年招待会并致词，杨忙说：“不行不行。致词应该是老帅。”毛说：“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见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总理当然同意和执行毛的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在致词中，只讲“党内一小撮”，没提“军内一小撮”——这不是偶然的。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达到顶峰时，他这样说，透露出毛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毛经过“七二事件”，逐渐觉得军队不能再乱了。看来，利用“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做文章即整人，已经酝酿有日。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使军队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12月同斯诺谈话时说：“一九六七年的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底线。当毛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就是说，毛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