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过湘江后博古突拔枪不为自杀是想枪杀毛泽东？

关于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李东朗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七个“统一”，以往的研究用此说明王明的右倾主张。李东朗就此指出，王明的右倾错误，不在理论和认识方面，而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其最大错误，在于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组织上闹独立。④对这一问题，郭德宏进而认为，不要“先认定王明是‘坏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来最后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⑤其实，王明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的同时，也要求“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分”。王明也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他不仅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作了不调和的斗争，而且同蒋介石集团作了尖锐的斗争。此外，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比如，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抗日作用。

尽管王明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犯有错误，但其功绩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理论上，王明起草了一系列的宣言、指示，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谈话来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实践上，推动了中共政治上的转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加强了与国民党的合作。⑥

与王明关系密切的博古，被毛泽东认为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发挥者。其实，两人虽然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也有明显的不同。有学者综合运用各种材料重新“考辨”了博古临时中央的一些问题。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揭露组建临时中央时，“曾向博古说明将来必须交权”，但是博古辩白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对于这一问题，“盛岳的回忆基本可靠”，也就是说，博古的话是“可信”的。其实，1931年9月，“王明赴苏之前并未获得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王明后来的一些话显然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说的。此外，1932年至1934年他多次计划回国而未能实现，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⑦。

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在香港出版的一部书，记述了他从父亲杨琳(博古之弟秦邦礼)和潘汉年、严朴等知情人那里听来的“历史故事”，其中涉及到博古在江西苏区和长征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表现。⑧卢毅认为，该书披露的一些信息，还可以成为解开张闻天“总书记”之谜的一个新旁证。长期以来，党史界在张闻天是否担任过“总书记”这一职务问题上聚讼纷纭。该书谈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几乎当选总书记，而最终未能实现改选，周恩来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一记述应该是基本可信的，也符合周恩来当时在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周恩来后来在鸡鸣三省通过推心置腹的深谈，成功打通博古的思想，劝其将中央权力交给张闻天，更是印证了这一事实。

在卢毅看来，秦福铨的回忆还首次明确披露了一个以前鲜为人知的内幕：张闻天后来虽然被共产国际批准为总负责人，但始终没有总书记名份。这一说法实际上与陈云的回忆相吻合，同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张闻天“始终没有总书记名份”。尽管此说目前仅是孤证，而且同样是后人的口碑材料，是否可信尚待证实，但它毕竟为解开张闻天“总书记”之谜提供了一个新旁证，不妨视为一家之言。根据这一信息，或许可为张闻天“总书记”问题作出一个解释，即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张闻天虽然替代了博古的领导地位，负起中央总的责任，后来也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但并未担任过总书记职务。至于个中原因，应是中共高层自身的决定，而非共产国际的干涉。这在中共历史上亦有过先例，如1931年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时，周恩来便因卢福坦欲当总书记而索性空缺不设该职位，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考虑到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期间也将张闻天视为一个临时过渡人物，故循旧例有意不设总书记也是极有可能的。此后时过境迁，总书记一事亦不再提起。由此看来，目前通行的“负总责”提法是比较恰当的。即使从情理来推论，它也没有着意抹煞张闻天曾任“总书记”一职的必要。因为无论是“负总责”还是“总书记”，都显然指的是中央一把手、最高领导人，这一点谁也没有否认，关键是如何措辞才最符合历史事实。

卢毅指出，《博古和毛泽东》一书还记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说法。该书提到，共产国际来电要求中央派人去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由王明担任。过去提及此事，大多说是王明自己主动提出要去莫斯科，更有甚者还断定王明是害怕呆在国内危险，故活动米夫将其调往共产国际。但此说纯属主观臆测，并无真凭实据。而如果秦福铨所述属实，这一诛心之论则可不攻自破。然而秦书亦未说明其材料来源，甚至是得自口述还是根据某种文献也未作交代。书中在谈及长征出发前的情况时说，博古决定轻装上路，将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并尽量减少辎重物质。但这一意见遭到毛泽东、张闻天的反对，结果只好抬着“二顶轿子”走路，延误了过湘江的时间，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以前提到“抬轿子”，都将之归咎于博古等人的愚蠢决定，如今秦福铨提出乃是毛泽东、张闻天的建议。而且据该书披露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和周恩来在鸡鸣三省与博古的谈话内容，此事又似非杜撰。内幕究竟如何，可谓云苫雾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该书述及湘江惨败后博古拔枪一事。关于此事，过去都认为博古羞愧难当、意欲自杀，而秦福铨则说博古是对毛泽东等“小三人团”的阻扰十分气恼，拔枪喊道：“我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枪毙了。”后虽遭伍修权劝阻把枪收起，仍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这笔账的。”这与传统说法也有很大出入。因书中未说明其依据，故是否可信难以判定。⑨

有学者还进一步对王明和博古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他们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他们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二十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们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初期他们都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犯了右倾错误”；“他们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同时离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他们在离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在法律、宣传等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继续做出了贡献”。当然，他们在相同之中也有许多不同：在党内的地位不同；在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不同。王明较早地认识到了一些“左”倾错误，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曾多次对博古的工作提出批评。在延安整风中，他们的态度不一样，因而结局也不一样。⑩

从以上有关王明、博古的研究来看，一是使用了一些新材料。傅斯年曾指出，“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11二是研究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摆脱固有的成见，越来越趋向客观地对待两位人物。毫无疑问，中共历史上对王明、博古错误的定性以及批判，有明显的政治因素。时过境迁后，历史自然需要恢复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