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头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其实是苏联间谍？

共产国际书记彼亚德尼茨基，亲自指挥全球范围的营救牛兰的反华活动，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苏联前后花费10万美元，救出了牛兰夫妇两条命。1932年被判处死刑后，随即改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出狱，苏联不惜让宋庆龄这样等级的秘密党员抛头露面（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正式记载了宋庆龄代表苏方与蒋交涉，转告了苏方以蒋经国交换牛兰的建议，被蒋介石断然拒绝）。

温前辈在讲述牛兰案时，曾无限感慨地说：“连人赃俱获的案件都可以扭转乾坤，试问，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李士群从中尉到部长的突然发迹的奇迹，同样也是由这个万能的苏联国家机器创造出来的，如果一定要用奇迹这个词来概括李士群的发迹，那么这奇迹的创造者不是李士群个人，而是他置身其中的那个苏联间谍网。苏联强大的国家机器，才是李士群奇迹的真正创造者。”这是前辈所给予的一个关键性的提示，沿着这个提示的逻辑取向，必然会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1928年李士群学成归国，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实质上他已脱胎换骨地变成苏军情报总局的外籍情报员，而根据苏军情报总局的规定，该局情报员必须是苏共党员。所以，这时的李士群，他的效忠对象是苏共、苏军情报总局，而不是中共。

中共中央特科是他特工生涯的见习基地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的特工机构：特别行动科（俗称特科），1927年11月特科正式成立。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有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局特务工作处”，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建立特科，反映出周性格的另一面，周恩来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互相侦查。据《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一书透露，中共“中央特科的任务是：与社会各阶层中共产党的同情者建立联系，同奸细和叛徒做斗争，监视秘密接头地点。建立全国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1928年，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赞同建立特科，周恩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起了积极作用。”中共六大通过决议，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模式，建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反间谍委员会”，上述中共的情报机构都“尽可能同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合作”。

特科的主要声誉还是来自约有40多名成员的红队。这支红色复仇队，装备精良，有手枪、催泪瓦斯、手榴弹、冲锋枪、机关枪、轿车、摩托车和许多带有假牌照的自行车。红队的建立，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因为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许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党员从1927年11月5万人缩减为1万人，许多党组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中绝大部分被捕人员向当局自首投降（据1933年秋至1934秋的资料显示，中共被捕者4505人中，约有4213人变节，占94%，甚至包括不少领导干部在内，如临时中央局三位常委之一的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委员红队领导人顾顺章、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等）。为了遏制叛变逆流的蔓延，红队决定对一批造成极大危害的叛徒、奸细、密探判处死刑，白鑫、范争波、何家兴、何芝华等许多叛徒先后成为红队的锄奸对象，由于红色恐怖行动的示范效应，红队曾使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谈虎色变。

李士群初入特科，便安排在第一科，该科实质上是特科总部，堪称要害中的要害，是对其他各科实施总领导的指挥机关。耳濡目染周恩来、李克农、顾顺章这些身经百战的前辈们的谍战艺术和锄奸效力，这是李士群步入职业特工生涯后最佳的实习基地。特科红队的操作模式、工作流程、人事结构、实战经验直到锄奸暗杀的各种手法手段，使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李士群饱开眼福，日后，李士群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掌控汪伪政权庞大的特工机器，稳坐76号第一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在中共特科的经历。可以这样说，李士群是在中共特科度过他作为职业间谍的实习阶段的。特科的那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特工文化结合苏军情报专业学校所灌输的工具理性的职业规范，在红色信仰的价值判断基础上，把这个野心勃勃的浙江青年打造成日后汪伪特工的第一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