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头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其实是苏联间谍？

被苏军情报总局秘密招募，从此效忠顺序重新排列

二十世纪前半叶，上海曾是国际隐蔽战线的一个显眼的竞技场。苏、日、美、英等世界各国的情报高手，中共的特科红队，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等国内外的特工精英们皆云集于此。一时间，风云际会好戏连台。无论谁，若要讲述那一段群雄争霸的谍战往事，都绕不开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李士群。

还是先从身世说起。李士群于1905年4月24日,生于浙江遂昌县城。1924年前后来到上海，报考交通大学落榜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春，转入上海大学，这座由国共合作创办的大学号称革命摇篮，瞿秋白等著名的共产党人皆在此任教，曾培养出一大批革命青年。经同学方木仁介绍，李士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由上海地方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又被选拔到苏联特种警察（特工）学校受训。这座位于偏僻的西伯利亚小城的间谍学校，实际上，是专门为苏军总参谋部在远东建立自己的情报网，而特设的亚洲情报学校。学员多是不同国籍的共产党员。李士群在这里结识了同样由中共派出的苏成德，以后数十年，两人几乎走上同样的道路，由中共党员到中统特工，再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

赴苏学习，是李士群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知是无意中疏忽还是有意回避，坊间流行的文本几乎都忽略了李士群的这个人生转折点。而要破译李士群神秘面纱的关键密码，也正在于此。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透露：1927年末至1928年初，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已有800人左右。“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请求，苏联举办了专门军事训练班”，对“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由总参谋部负责组织”。

请注意，负责中国班军训的苏军总参谋部，下属有个情报总局，这个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与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是斯大林时代苏联三大特工机构之一。1925年上半年，情报总局局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呈报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工作目标：“基本任务是为苏联红军最高指挥机构、各级司令部……服务，提供有关外国，特别是我邻国和可能的敌人的军事实力现状，以及这些国家针对苏联的计划和企图的情报。对这一目的所必须的资料，情报部首先依靠自己的谍报人员获取。”二十年代末，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为向国外派遣间谍，投入了大量专项资金。据解密资料透露，仅“1929-1930年，拨给该部的经费是75万美元和51.5万卢布”。为输出革命的需要，苏联三大间谍机关，不断从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外籍人士中招募间谍，经过特工培训后派往原籍国，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李士群在参加由周恩来积极推动的上述军训中，不仅接受了秘密工作的常规训练，而且被他的老师苏军参谋总部情报头目谢苗·彼德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慧眼”所识，并进一步开发了他的特工潜力，被秘密招募为苏军情报总局的直属情报员，并进入情报总局专设间谍高等专科学校深造，最终被打造成一名以苏军为第一效忠对象的红色特工，派回中国，长期潜伏，从此开始了他的超级鼹鼠的间谍生涯。于是，远东隐蔽战线上，围绕着李士群，出现了一个一个难解的谜。

笔者在采访温启民前辈时，前辈从切身经历中深切感受到红色特工的威力。他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苏联红色特工的乐园。苏联三大特工系统的触角覆盖了整个神州大地，渗透到中国社会每一个他们认为需要渗透的角落。上至国家最高层（如宋庆龄就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下至普罗大众，到处都有苏谍的踪迹，真是无处不在。中国社会变动的历次重大事件中，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十月革命后，最早派到中国的那些代表、顾问，几乎都有特工背景，就是这些人创建了中共，同时又帮助国民党改组。苏联始终在国共双方同时下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公开援华，同时又秘密与日本签订密约，承认满洲国，背叛中国，在中日双方同时下注，他们是包赢不输的赌徒。”虽然对于苏谍无孔不入的渗透功能早已略有所闻，但因为有关苏谍的档案资料，那时并未全面解密，所以温先生的讲述令人出乎意料。温前辈察觉到笔者的反应，他就以1931年6月闻名遐迩的“牛兰案件”为例痛陈自己当年耳闻目睹苏谍对华全面渗透的情况。最后，他说，切勿低估苏谍不择手段的工作效率，为了苏联的利益，苏谍（包括效忠于苏谍的机构华籍情报员）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只有中国同胞想不到的，没有苏谍做不到或不敢做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都被他们歪曲或掩盖了。

直到10多年后今天，前苏的秘密档案陆续解密，据《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披露，原来1917年以后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都是苏联三大特工机构的杰作。当然，有的是伪作，从张作霖之死、李大钊之死到伪造“田中奏折”……无一不是苏谍们的工作业绩，至于温前辈提到的“牛兰事件”，更是印证了前辈的讲述是有真凭实据的。

牛兰1930年3月任共产国际联络部的中国站负责人，专门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5月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共提供2.5万美元活动经费。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八个信箱，拥有10处住处、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被捕之后，苏联方面深知牛兰夫妇掌握大量苏联以共产国际为平台，干涉、颠覆亚洲各国政府的证据，一旦牛兰经不住酷刑审讯而泄密或叛变，必将严重损害苏联形象，因此，为营救牛兰，苏联不惜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渠道，动员全世界的舆论，颠倒是非地攻击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滥捕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