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反腐失败之因：不敢打“老虎” 只敢抓“鱼虾”

这一时期，各级贪官污吏，尤其是上层官僚豪门集团发国难财的方法主要有：购买军火，从中贪污；操纵公债投机；在香港搞黑市外汇交易；印制钞券；利用抗战后方物资奇缺之机，囤积居奇和走私贩运等等。

邱涛举例道：“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之一为‘美金公债案’。1942年，国民政府争取到了美国的5亿美元贷款，而孔祥熙借负责这些事务之机，带头大肆贪污，上行下效，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美金公债案’。”

经查，孔祥熙一伙在这一起案件中共贪污20多亿元，且证据确凿。蒋介石包庇失败，不得不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进行查办，最终也仅使孔祥熙于1945年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除继续沿用1935年刑法典和某些战前颁布实施的刑事单行法规外，又根据抗战形势，制定了一些刑事特别法，以适应战时非常时期的需要。1943年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

可以说，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贪腐造成的负面效果。

失去民心的政权

表面上蒋经国将孔家扫除出上海，但实际上，他的退让显示出“打虎”之行无功而返。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敌产接收中出现的大肆腐败，使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在民众心中急剧下降。

八年的抗争胜利后，国民党各级官僚到达收复区，在没有受到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各谋私利、滥用权力、营私舞弊，给收复区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如上海的当地人给予接收人员一个贬称——“重庆人”，并说他们只对五子感兴趣，五子指的是：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馆子。

当时的《大公报》在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呼吁：“我们现在不但要收复失土，而且去抚慰受创的人心，收复失土，千万不要失去人心。”“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虽然舆论监督力量和效果微弱，但还是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为了缓和舆论对接收中大规模贪污舞弊情况的批评，1946年，国民政府责成监察院牵头，组织接收清查团清查各地敌产接收的情况，然而，此时距离接收敌产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雷声大雨点小的清查团最后也只抓出寥寥几个案例。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也对贪腐行为作斗争，对贪腐行为虽有所制约，但一旦牵涉到统治集团的高层，涉及家族利益，为了不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就不了了之。这也是蒋介石政权最终丧失民心，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压力下，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行。

由于战后经济尚未得到恢复，又马上爆发了全面内战，人民根本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和机会。全国的通货膨胀现象十分严重，以上海为例，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零售物价增加了5倍，一年后又涨了30倍。但这时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皆未能奏效。

1948年8月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赋予警察大权，施行币值改革、限制经济、禁止工资与物价上涨，不过真正担纲的是其副手蒋经国。蒋经国一到上海就立即投入工作，他将自己的队伍派驻到上海管制区下的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并在上海等地张贴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财物折价之三成，作为奖金。并称对奸商速审速决，不予宽待。

经济改革近一个月后，物价明显稳定下来，上海的舆论对此评价很高，而蒋经国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他的目标不只是控制住物价，国民党要扭转颓势，必须要扫除腐败势力。

但上海是当时的全国经济中心，多位大“老虎”卧伏其中，蒋经国在这时遇上了孔祥熙之子孔令侃。蒋经国在指控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存在经济犯罪后，经宋美龄的劝解，由孔令侃作出和解姿态，交给政府约600万美元，之后孔令侃就离开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