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奢靡之风盛行新解：代表市民的觉醒

核心提示：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

明代社会生活，资料图

本文摘自《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作者：钞晓鸿，原题为：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先生已经论及“俗尚奢靡”问题。他认为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城镇已出现“新的萌芽”或“近代性质的萌芽”，不仅工商业者地位提高，而且新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这种“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即由淳朴转为奢靡，这“正是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明代人陆揖的“崇奢黜俭”主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傅先生指出，陆氏关于奢侈不足以贫天下，而“其地俭，反不易为生”的主张，与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之一的曼德维（BernarddeMandeville）的思想相类似。从整体而言，傅先生的上述讨论是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一部分，文中不厌其烦地摘述陆氏之论，目的正如该书《后记》所说的，“为着提供更多的史料，便于展开问题的讨论”。

傅先生后来在1979年赴美讲学期间，也继续留意于明代的“崇奢黜俭”等问题。至20世纪80年代，在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多次讨论社会风气，他指出，“象这种社会风气从俭而奢的记载，封建上下秩序的颠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认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又指出“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

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代分册中，专门辟出一节，揭示“嘉靖前后社会风尚的变化”。后来经他审定提纲的《明史新编》中，对有明一代社会风尚的关注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之一。[1]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2]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

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