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以色列大使为何拒绝与中国外交官握手？

核心提示：我们二人当即起身。我正要开口向对方问候，不料，对方抢先说：“以色列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交，我不能握手。”虽然事发突然，但我并不感到过于惊奇。因为中国和以色列国建交前，尤其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两国关系及两国外交官的接触，一向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本文摘自：《渭南日报》2012年12月2日第14版，作者：徐明远，原题为：《中以大使不握手》

握手是再普通不过的社交礼仪，对于大使来说也不例外，但我曾经历了一次大使拒绝握手的事件，这也是外交活动中遇到的一次“突发事件”。

1988年，南太平洋大学举行学生毕业典礼，邀请外国使节出席。我按时到达会场，由礼宾官引领来到贵宾席前。使节们的席位次序是依照国际上外交惯例，根据使节到任日期为序，做出先后排列的。据此，我前面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卡努大使，我后面则是以色列国大使。但以色列大使是近期到任的，我跟他尚未见过面。

这时，外交团的席位上已经坐了不少人，礼宾官引领我在巴新大使卡努的右手就座。我们二人正交谈，只见礼宾官又引来一客人。他们在我面前停步，礼宾官先示意那客人在我右手空席上就座。然后，向那客人介绍我，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徐明远阁下。”接着又向我介绍：“这位是新到任的以色列国大使拉兹阁下。”

我们二人当即起身。我正要开口向对方问候，不料，对方抢先说：“以色列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交，我不能握手。”虽然事发突然，但我并不感到过于惊奇。因为中国和以色列国建交前，尤其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两国关系及两国外交官的接触，一向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那时，我们对以色列国外交人员的态度，国内常有指示。我国对外交人员在何种情况下和何种场合中可以接触，接触应掌握的分寸等，都有诸多严格的规约。我知道以色列驻斐济大使的到任时间恰好在我之后，在外交场合，总会碰到一块儿的。在那天的场合，我思想上有一定的准备，所以对以色列国大使的坦率表态，并未感到吃惊，也未表现出不悦之情。我也顺其自然，回答说：“但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拉兹大使立即笑着重复我的话说：“是的，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我们坐定后，双方都很自然主动交谈。

拉兹大使说：“我们两国虽未建交，但我们之间可以建立个人友谊。”我表示同意。由于我们二人到任的时间锁定了我们的席次，所以在后来的诸多场合，只要我们二人都出席，且又安排席次，那就必定坐在一起。尽管拉兹大使每次都与我谈笑风生，但他一直坚守其国家规纪，我们双方不握手。

其实，到了80年代后期，我们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放宽松了，而且两国高层也开始了接触。1987年9月，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应以方要求，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佩雷斯。1988年9月，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再次在纽约会晤。一直以来，我同以色列大使拉兹的接触，始终尊重对方，顺其自然。

后来，我奉命离任，我这个外交团团长也同时卸任。按外交团长产生的规定，外交团团长之职自然落到拉兹大使身上了。按照惯例，拉兹大使以外交团长身份，和外交团的同事们一道，举办了隆重又丰盛的午宴为我饯行。他还代表外交团向我赠送银盘留念。这次拉兹大使倒是主动与我握手了。

1992年1月，中国同以色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年春，拉兹大使夫妇曾参加旅游团到北京旅游。事后，我的一位老友、某国驻华大使告诉我，拉兹大使在京时曾几次找我，但我恰好不在北京，未能相会。然而，拉兹大使那种忠于职守的精神和我们之间的友谊，却是我永远的美好记忆。

（徐明远作者曾任中国驻斐济兼驻基里巴斯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