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最激进洋造反派：改革开放后污邓小平背弃革命

对于“文革”初期的所思所为，李敦白作了更直率的陈述。“文革”伊始，“一想到运动即将风起云涌，我仍忍不住兴奋起来。”“我渴望参加‘文化大革命’”（红书201－202）上面有通知不许批评外国专家，他第一个站出来，贴出一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一夜之间竟成了英雄，“我通过了考验，我成功了！”“我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组被提升到了至高的位置，“我却觉得非常好。”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周总理叫他不要去，江青叫他去。“我听了江青的。我当时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周总理当然拥护革命，但属于老一辈，不如江青先进。”（我书200）

选择归国是因为对新时代疏离

李敦白选择回美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对中国告别革命、转向改革开放的严重不适。

如果说，李敦白最初确实被造反派的行动所激励，认为那就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民主”，就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追求的为人权而争的战斗，那么，后来的异化和演变很快让他迷惑。他发现，毫无节制的自由民主，迅速涣散成无政府状态，“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独立自主，样样事情变得一团糟。”“人人有主意，个个有道理。”其结果是，旧造反派刚掌权，新的造反派随之而起。当面临新造反派挑战时，旧造反派力图独享权力而无意共享，并立刻将之前的自由民主诉求抛诸脑后，转而运用手中的权力毫不留情地镇压挑战者。

令李敦白深感困惑的是，既然“造反有理”，凭什么只许自己造反，而不许别人造反？然而若允许再造反，再夺权，又势必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循环造反局面，如同当年鲁迅所讥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之怪象。当亲眼目睹“被压迫者在他们取得权力的瞬间摇身一变成了压迫者”时，李敦白实在无法容忍。而当他天真地尝试让新旧造反派团结和共享权力时，自己却沦为派系权斗的牺牲品，换来的是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涯。

然而，即使在十年监狱中，李敦白也一直认为“文革”是对的。他期待中国可以因此建立高度发达的民主，所以对“文革”一直满腔热情，即使看出问题也要坚持，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就能达到理想的彼岸。从监狱出来后，思想也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初还难以接受：“我当时（1979、1980）的看法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我书204）

李敦白说，自从到延安之后，一直到第二次出狱，从来没有想过要回美国，自以为会终老中国，把自己的热情、才情和深情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国。然而，1980年初，他却选择回美国定居了。他选择回美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对中国告别革命、转向改革开放的严重不适。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样一件事：1980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看完这个文件，他就对妻子说，看来我们该走了。很快，他就携全家离开了中国。他深有感慨地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它的理想、目标、途径都与我年轻时代所追求的不一样了；在这个拐弯处，我选择了回到我的出发点，而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顺流而下。我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我书258）而对于他的归国，在华外国专家普遍有意见，他们觉得“离开就是背叛。”（我书246）虽然如此，晚年李敦白仍坚信，“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幸运。”（我书316）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