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最激进洋造反派：改革开放后污邓小平背弃革命

在之后每次政治运动来临时，李敦白总是焦虑自己再度被误解，因而总是积极投入。“如果我积极参与这个运动，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再被误解。”（红书125）反右运动开始后，上面要求他所在的广播事业局必须“揪出”一名右派分子，虽然他认为广播事业局没有一个人符合右派分子的标准，然而他仍协助单位领导将陈为熙划为右派，其后反右运动波及他的朋友温济泽头上时，他虽然内心认为温氏冤枉，但仍参与了批斗温济泽的大会。李敦白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迫害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朋友，而他这样做，是求自保，因为他当时最大的焦虑是觉得自身难保。“只要风吹草动，我的心脏就开始狂跳，整天惴惴不安。”（红书142－143）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叙述中他披露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大量细节，弥为珍贵。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历史的华章与疯狂，发人深省。而李敦白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赎与疗治，于中国读者则深具启发价值。李敦白称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天下来的天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与妻子重回美国创业，生活美满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仍然一往情深。《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编写严谨、规范的口述史著作。

我是所有外国专家中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最重的人。

如鱼得水，积极参与“文革”

从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

如此这般的心绪，似乎是身为外籍人士参与中国革命时的异样情结。其实也不尽然。李敦白坦言，“文革”开始后，批斗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梅益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支持者、保护人、上司、顾问和朋友。”“我认为他真诚关心革命，也是行家里手。同时我也有个人顾虑。不少人知道我和梅益关系亲密，我担忧自己会被打成同谋，或是故意隐瞒情报，以便保护他。”为了与梅益划清界限，李敦白最终选择参与到批斗梅益的行列中。应该说，因为“怕”而紧跟，只是李敦白心结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他第一次出狱后，被组织安排担任广播事业局的中层领导，他感到重新获得了信任时，又有受宠若惊之感。李敦白自我剖析说，从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我书89）在这“黄金十年”间，他获得了毛泽东亲自封给他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政治封号。更不可多得的，他是延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是外国专家中仅有的几个中共党员之一。而其他几位入党的外国专家并没有得到像他一样的政治待遇。当时中国政府让在华外国专家享受极高的物质生活待遇（如外国专家的薪水大约是其中国同事的七八倍），政治上则将他们隔绝开来。只有李敦白等极少数人例外。

李敦白说：“除了我和乔治·哈特姆以外，大部分外国人还是与他们所喜爱的中国隔绝。在北京的外国人大部是教师、语言专家，或是科学家，他们被奉为上宾，但同时又被严格隔离。”一般外国专家不能随意接触中国同事，他们的苦闷是与中国社会相对隔绝，十分孤独。为了克服孤独感，这些外国专家组织了各自的学习小组。李敦白很快就在外国专家群体中获得优越的地位。其他外国人都迫切地想要获得外面的消息，而他因有内部信息来源，很快就成为这个团体里的明星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李敦白自认为获得了中共最高层的信任，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联络的某种管道和彰显无产阶级革命国际性的“道具”，也因此获得了与上层接近的良好机会，每年均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自我感觉成了符号式的“通天”人物，具备相当的政治能量。尤其是让他参与《毛泽东选集》和一些中共重要文献的英译工作，更让他倍感荣耀和信任。他认为自己在“文革”前，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所以，我之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势之必至’”。这样一种被信任的高度自得，与前述的那种可能被疑忌的高度焦虑，竟然并存于李敦白的内心深处。两种看似极具矛盾的心境，却殊途同归地引发和推动他走向行动上的极左。李敦白忆述其“文革”初期的风云际会时直言：“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书94）当他1967年再度被监禁时，有外国专家在友谊宾馆贴出大字报，说他“爬得高，摔得重”。晚年李敦白承认，“话虽伤人，却是实情。我是所有外国专家中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最重的人。”（我书89）那么多“文革”中呼风唤雨的人物，很少有人如此坦率地自我剖析在革命狂热背后所潜藏的权力私欲。

但也绝不可否认和无视，在李敦白“左”的背后，最突显的仍是其革命理想主义情怀。晚年李敦白剖析其“左”的主观原因时，首先言及“我二十岁前参加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本身就是极左行动。纯洁的理想主义与苏式教条相结合，‘左’成为我的思想底色。”（我书93） 这一点，即使在后革命时代亦毫不令人怀疑与贬斥。今天我们如何“重返”当时的历史语境，去了解和理解当年革命者的所作所为，其实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敦白承认“反右的时候，我当时不觉得不对，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确实应该改造。”（我书202）在他的印象中，当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时，大多数的北京市民和郊区的农民其实并不认同。当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鸣放文章后，许多愤怒的工人和郊区农民拥到他家抗议。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来电台鸣放的学者印刷讲稿。工人说，“我们不会去印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我书295）直到晚年回忆时李敦白仍坚持认为“当时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的观念相距很远，而毛主席深得普通大众的心理。”（我书295）